“卑微者”的小片天空

■洪子诚 在写给李国涛的信中，汪曾祺说，“一个人不被人了解，未免寂寞，被人过于了解，这是可怕的事。我宁可对人躲得稍远一些。”因此，或许他有时候会独自到屋顶去看云，看树，看飘动的风筝。1 现代抒情小说 在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是评价很高，地位也相对稳定的小说、散文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用8年时间，对他的小说、散文、戏剧、评论、书信等钩沉辑佚、考辨真伪、校勘注释，2019年出版了12卷的《汪曾祺全集》，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欢迎。 汪曾祺作品很多，这里主要谈 《异秉》。首先可以把他的创作放到文学史上来讨论。在上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研究界对它的艺术形式，曾有寻根究底的考究，试图寻找它们的源头。他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引起广泛好评的作品，和当年大量伤痕、反思、改革小说的取材和写法有明显的区别。文学研究者认为像《受戒》《大淖记事》等，是中国现代小说某一在当代中断的“传统”的接续。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大多是“忆旧”性质，取材与现当代历史重大事件并没有直接关联。他关注的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且是他们生活中的相对稳定的那些部分。他没有特别关注变革、事变、运动，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平静”。不过，20世纪是一个布满变革和断裂的时间，文学作品如果不和这一情势关联，其思想价值就很可疑。因此，不少批评家竭力想将它们放置于“不平静”的时间之流中。这是当代批评、研究者的习性：既是他们的“无理”，但也是他们的“深刻”。 较早提出这个文学史问题的是黄子平。他在《汪曾祺的意义》中敏锐指出，汪曾祺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接续了当代“十七年”、“文革”文学中断了的“现代抒情小说”。这一小说传统的代表性作品，他列举了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卢焚）的 《果城园记》等。说它们的特征，是以童年回忆为视角，着意挖掘乡土平民生活的“人情美”。黄子平指出，这类小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自然趋于式微（也许孙犁的《山地回忆》《铁木前传》等是少数具有相近特点的作品——引者），《受戒》《异秉》的发表，犹如地泉之涌出，使鲁迅所开辟的现代小说的各种源流（写实、讽刺、抒情）之一脉，得以赓续，汪曾祺是“回到最简朴最老实的价值基础线上”。 这个看法，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但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2 虔诚的纳蕤思 最早有份量评论汪曾祺作品的文章，是唐湜1948年写的《虔诚的纳蕤思汪曾祺》。唐湜上世纪80年代被归入“九叶诗人”群。他写诗，也写评论。《意度集》评论的作家有冯至、郑敏、穆旦、陈敬容、辛笛、杜运燮、莫洛的诗，路翎、汪曾祺的小说。抛开对冯至的《十四行集》的评论不说，可以认为这是他对“40年代作家”的一次 “检阅”。这里说的 “40年代作家”，指的是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写作，并有分量的作品发表，体现了这个时期的文学特色、风格的作家。当然，唐湜评述的不是“40年代作家”的全部，譬如还有张爱玲，徐訏，以及根据地、解放区的诗人、作家。不过没有疑问，他是将这些作家当作文学天空上新出现的 “严肃的星辰”的。他的评述以诗人为主，小说作家则主要关注路翎、汪曾祺。相比而言，似乎对汪的评价更高。 唐湜在《虔诚的纳蕤思汪曾祺》中，敏锐且确切地勾勒了汪曾祺艺术的 “要点”，也提示我们进入“汪曾祺世界”的路径。一是注意在踏入“文坛”初始就已经有了较开阔的“艺术渊源”，二是注意在这样的背景中他的吸纳、选择的能力，以及这一吸纳、选择如何建立在历史情景和个体心性的基点上。他用希腊神话人物，那个顾影自怜的纳蕤思来比喻汪曾祺，相信会让我们感到突兀。不过，唐湜的这一比喻，强调的不是自恋者的自恋“虔诚”指的是对世事万物，特别是日常生活“小叶脉”的兴趣，是发自内心的细致的专注，犹如汪曾祺上世纪40年代的自我陈述：让事物“事事表现自己”，“扣一口钟，让它发出声音，要绝对地写实”；“没有解释，没有说明，没有强调、对照、反驳……”。在这里，正如布封所言，风格即是人；“抹杀”自己，放弃自我，细致、妥帖、质朴的文字，就是淳朴的“人世爱”。 唐湜在文章中说到，“他跟我在上海南京路上兜圈子，说他很想‘进入’上海去……可是他说他很悲哀，这上海跟他完全不合拍，他可以去做一个隐居的蒙田，却不能做一个巴黎的怪物左拉，这是实在的。他去坐过舞厅，可不及他在教书的中学对面的一家北方人开的小面馆坐着来得有趣。……他说他极爱乡村的那份纯朴与生动，一些谷物的名称，譬如‘下马看’会使他喜欢得入神……”唐湜的一个说法很有趣，也贴切：路翎的“大爱”是扩展到“物象”之外的，汪曾祺是收缩在“物象”之内，一举手一投足，不任意泛滥，也并不念念不忘意义的提升和抒发。唐湜使用了“职业性的满不在乎的熟习”的说法。也就是说这种关注不是外在的，不是当代提倡的那种“体验生活”、提炼主题的性质。“只有自觉地‘忘我’，才能使物我浑然合一，大我在广阔而众多的意象里自如地遨游”。这些描述，都确实揭示了这位作家心性和他的艺术特质的核心。 当然，读唐湜上世纪40年代末的评述 （那时汪曾祺并未达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成熟），在赞赏的同时，也会感到爱之弥笃而稍有溢美。《意度集》文章的结尾有这样一段： 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有两个相互不同的系列在向前发展，茅盾先生用全然西洋风的调子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的一面，而老舍先生用东方风富于人情味的幽默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的一面，但二者全只表现了巨大的社会面，甚至是图案式的社会现象，汪曾祺却表现了中国“人”——“人”与其背负着的感情的传统，思想的传统，在这方面，他给新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树立了一个新的起点。 这段文字，在《新意度集》做了改动；改动颇有意思。下文括号中的文字被删去，黑体字为《新意度集》添加： 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有两个相互不同的系列在向前发展，茅盾先生用（全然）西洋风的调子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的一面，而老舍先生用东方风、富于人情味的幽默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的一面，（但）二者（全）都（只）表现了巨大的社会面，（甚至是图案式的社会现象），沈从文先生与他的学生汪曾祺却表现了中国“人”——“人”与（其）他背负着的感情的传统，思想的传统。在这方面，他们给新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树立了一个（新）光辉的起点。 这个改动可以看出唐湜向上世纪80年代的批评界观点的靠拢，特别是将汪曾祺作为 “学生”和沈从文关联在一起，也降低了对茅盾、沈从文的“欠缺”的语气。3 对小人物的敬意和尊重 郜元宝在《论汪曾祺》的长篇论文中谈到中国现代作家对汪曾祺的影响，说其实老舍比沈从文更大。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我相信唐湜上世纪40年代末写《虔诚的纳蕤思汪曾祺》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在这篇文章中，他没有提到沈从文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新意度集》才添上的。文章又说，在上世纪80年代，《受戒》当时反响超过《异秉》；“其实，《受戒》（包括后来的 《大淖记事》）未脱沈从文影响，《异秉》则更多显示了汪曾祺的特色”；改写后的《异秉》“充分体现了他的追求：对普通人坚韧活泼的生命力和生活情味的敬意，对小人物无伤大雅的缺点的善意，洗尽新文艺腔，一丝不苟的白描，看似略不经意实则匠心独运的谋篇布局以及语言的精到、分寸、传神。《异秉》是汪曾祺复出之后的新起点。”这里，郜元宝指出两点，一点是艺术上，语言结构的白描，不经意却匠心独运，另一点是对普通人的敬意，对小人物的尊重。他说的很好：“对于（小人物）生命的这种掺和着颓败的认真，混合着滑稽的庄严，调和了美丽的悲凉，汪曾祺并无一点轻视与嘲弄。相反，他的一丝不苟的笔墨，本身就显示出对这一群小人物的理解、同情甚至敬畏和礼赞”。当然，正如郜元宝所言，他也不是不明白平凡、以至“卑微”的人的弱点、弊端，即使有揶揄、讥讽，也是温和、宽厚、善意，不是居高临下的、卑视的立场。不过也要强调的是，小说叙述人的观照仍是“外部”视角，带有“士大夫”的态度：这里的“士大夫”不是意味着傲视，他亲近各色人等，三教九流，但不会被三教九流的某种陋习侵染，他有自控力。 汪曾祺的艺术也亲近契诃夫，他自己也谈到这一点。契诃夫是在上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戏剧中发生潜在、广泛影响的作家。但比起契诃夫，汪曾祺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有更多“亮色”和温暖，不像契诃夫有时候那样“决绝无情”。中国读者许多都知道 《万卡》（汝龙译），9岁的万卡·茹科夫被送到鞋匠那里当学徒，在圣诞节夜晚趁主人上教堂的时候，偷偷给祖父写信，诉说他受到的虐待：“我再也受不了啦……带我离开这里儿吧，不然我就要死了……”然后在信封上写上“寄交乡下祖父收”投入邮筒。这个孩子因有了美好的希望而睡熟了，梦中看见了一个炉灶。这种平淡的叙述中暗含着令人感到冰冷的绝望。 汪曾祺不忍心这样做（也许简短、不动声色的《陈小手》是个例外）。他让王二去听说书，也让那个叫卖西洋糕的小孩看马……在《异秉》中，保全堂学生意的孩子陈相公老是挨打，但汪曾祺给这个“卑微者”一小片天空： 太阳出来时，把许先生切好的 “饮片”，“跌”好的丸药，——都放在扁筛里，用头顶着，爬上梯子，到屋顶的晒台上放好；傍晚时再放下来。这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候。他可以登高四望。看得见许多店铺和人家的房顶……看得见远处的绿树，绿树后面缓缓移动的帆。看得见鸽子，看得见飘动摇摆的风筝。到了七月，还可以看巧云。七月的云多变幻……那是真好看啊：灰的、白的、黄的、桔红的，镶着金边……此时的陈相公，真是古人所说的“心旷神怡”…… 这是白描的汪曾祺较少见到的抒情文字。这既是写陈相公，也可以看作是自白。给予平凡的小人物希望和温暖，也可能是透露他自己的孤独。（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