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艺20240423期 第版:
精彩内容

心甘情愿写巨变

■刘庆邦(上接4版) 再说千年梦想。几千年来,中国人有很多梦想。其中一个最起码的梦想,是天天都能吃饱饭,一年四季都不饿肚子。可是能吃饱饭的时候很少,往往是一年只有半年粮,几乎每年春夏之交都青黄不接。不要说别人,我自己就是一个经历过极度贫困的人。在三年困难最严重的1960年,我9岁。这个年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正是贪吃的时候,可生产队的大食堂断炊,面临解散,一口可吃的东西都难以寻觅。我抬头望天,想吃云彩,云彩不能吃。我低头看地,想吃土垃,土垃不能吃。我被饿成了大头、细脖子、大肚子、细腿,上学连跑操都跑不动。我爷爷饿得双腿浮肿,肿得闪着黄铜一样的光亮,一摁一个坑。爷爷一坐到地上,就无力站起,需要我和二姐两个人使劲拉,才能把他拉起来。我父亲饥病交加,在当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去世了。我小弟弟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得了佝偻病。我吃过从河里捞出来的杂草。杂草上附着有一些小蛤蜊,一嚼壳嚓壳嚓响。我吃过榆树皮。母亲把榆树皮在碓窑子里砸碎,下到锅里煮成粘液给我们喝。粘液连成一坨,我喝了一口,还没尝出什么味,粘液就秃噜滑进肚子里去了。我吃过柿树皮。柿树外面一层干裂的树皮根本没法吃,只能吃里面紧贴树干的一层湿皮。我把那层湿皮剥下一块,放在火上烤。等把湿皮烤干,就放进嘴里使劲嚼。烤干的柿树皮又苦又涩,十分难吃,但我还是把它嚼碎,自欺似地咽了下去。以前我没说过,我还吃过煳坷垃。食堂里烧煤需掺一些土,土里会混进一些砂礓子儿,经过火烧,坚硬的砂礓子儿被烧熟了,变成了煳坷垃。每当食堂里往外倒炉渣时,我们一群小孩子就抢上去,从里面扒煳坷垃吃。每扒到一粒糊坷垃,我们就像得到一颗香炒豆一样,高兴得眉开眼笑。 尽管我们每天饿得肚子的前墙贴后墙,我和大姐、二姐有时还在一起谈理想,也就是谈梦想。我当时最大的理想是,家里盛馍的筐子里能经常放的有馍,我想吃的时候,随手就可以拿一个。我的大姐、二姐都认为我的理想太大了,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她们说出的理由是:你要是随便吃,把筐里的馍都吃完,别人吃什么呢! 我从小就听说过两句话:饭舍给饥人,话说给知人。意思是说,把饭给饥饿的人吃,人家才会心生感激;把话说给知理的人听,听话的人才听得明白。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回忆自己的贫困经历,是想说明,贫困离我们并不遥远,也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我们这代人记忆犹新;是想说明,脱贫攻坚和消除贫困来得并不容易;是想说明,越是经历过贫困的人,越是对今天的幸福生活倍加珍惜;还是想说明,心怀沉痛历史教训的人,对书写今天的巨大变化,也许更有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第三是一步千年。从脱贫攻坚到实现小康,这伟大的一步,等于一下子跨越了几千年。还是让我用事实说话,从身边的事说起。我老家所在的县,是贫困县,所在的村,是贫困村。还在农村生活的我大姐家、二姐家,还有二姐的大儿子家,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虽说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出来参加了工作,但我几乎每年都回老家,和农村老家还保持着骨肉般的紧密联系,贫穷好像还在拖着我的一条腿。1975年夏季那场突如其来的大水,一天一夜之间把我的老家淹得房倒屋塌,变成了一片泽国。我蹚着齐腰深的水回老家看望母亲,母亲逃水逃到别的地方去了,村子里已渺无人烟,仿佛又回到了远古的鱼龙时代。大水退下去后,村里人再也盖不起房子,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泥草棚子里。在吃的方面,因生产队分的粮食少,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有时只能靠吃糠菜或讨饭度日。在穿衣方面,几乎人人穿的都是破烂的衣服,或是打补丁的衣服。更有甚者,有的人家打发闺女出嫁时,竟连一条新裤子都给闺女做不起,只能向别人暂借一条裤子给闺女穿。改革开放实施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脱贫攻坚战之后,当农民积累起一定的财富,农村的面貌就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块地。但天已不是原来的天,地已不是原来的地。天上彩霞满天,大地换了新颜。还拿我们村来说,差不多家家都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楼房,高的盖到了四层。我们村的名字叫刘楼,一个楼字,代表着祖祖辈辈居高的向往,代表着一个梦想。只有到了这个时代,才梦想成真,刘楼村才名副其实。穿衣早已不成问题,不管大人孩子,每个人的衣服都是单摞单,棉摞棉,还没穿破就淘汰掉了。吃饭的事更不用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平日里连黑面馍都不够吃,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馍。现如今呢,每天吃的都是白面馍,想吃几个就吃几个。乡亲们感叹:我哩个乖乖,现在不是天天都在过年嘛!在脱贫攻坚中,我大姐家、二姐家、和二姐的大儿子家,都脱离了贫困,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这些都是我亲见亲闻的最基本的现实。如果我们不是预设偏见,道听途说,而是心怀良知,尊重最基本的现实,这些现实非常值得我们书写。 我们村的变化是这样,全国的变化也是如此。2022年端午节之后,我到贵州省遵义市下面的一个偏远山村定点深入生活,所获得的素材更加典型。这个村是贵州的深度贫困村之一,截止到2015年,全村近五千人口的年人均纯收入才876元。山里往山外不通公路,连简易的砂石路都没有,只有一些乱石嶙峋的山间羊肠小道。整个山村几乎长期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被人们称为“高山孤岛”,村里的不少老人和孩子连汽车都没见过。村民养肥一头大猪,需请八个青壮男人分两班轮流抬,才能抬到山外卖掉。他们刀耕火种般种出的蔬菜和水果,吃不完的因无处可卖,只能眼看着白白烂掉。村民要盖房,一些从山外购买的建筑材料,还得使用马匹驮运。常常是房子还没盖成,先把马累死了。除了不通路,村里还不通水,不通网络,不通高压电,所有生产、生活和生存方式,几乎还处在原始状态。村里的小伙子们也外出打工,打工期间也找到了对象。和对象还没有正式结婚,对象就怀了孕,他们只好把对象带回家。对象生下孩子后,实在不能忍受山村的贫困,就扔下孩子跑掉了,一去不返。类似的情况不是一个,该村出现了十几个。这种情况最能证明山村的贫困程度,让人痛心疾首。 2016年春天,市检察院选派一位女检察员,到这个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进行脱贫攻坚。在女书记的带领下,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全体村民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这个村从交通、水利、电力、通讯,到教育、卫生、文化等多方面,都实现了快速、全面、彻底、现代化、高质量的巨大发展变化,堪称全国山乡巨变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到2019年,全村的人均纯收入就达到了12000多元。不少人家扒掉旧房,盖成别墅式的新楼房。过春节期间,在全村院坝停放的小轿车就有一百多辆。“梧桐树”引来了“金凤凰”,村里的小伙子再也不愁找不到对象。村民们把这些变化编成花灯调的唱词,在广泛传唱。 总的来说,我国的贫困攻坚和全民脱贫,的确称得上是一个一步跨越千年的人间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不仅具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意义,还具有民生学、人权学、哲学、文学和人道主义运动方面的意义。对运动这个词,我们还心有余悸,往往讳莫如深。其实运动是一个中性词,而不是一个贬义词。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方式,运动有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脱贫攻坚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而言,它真的很像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是一场建设性的、福利性的运动。脱贫攻坚奔小康,让全国各族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具有彻底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性质。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宗旨之一,其精神一直被我们的文学创作大力弘扬,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不可能对脱贫攻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同样作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受益者,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和平、安全、和谐、富足的盛世,让我们发出小小的文人应该发出的真实的声音吧。 我最初为这部小说起的题目是 《泪为谁流》。为什么要起这个题目呢?我的回答是,因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为她的事业付出了太多的辛劳、心血和感情,我在写这部小说时也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在写作过程中,我所流的眼泪就不说了。小说写完后,我再看自己的小说时,仍禁不住流泪。我现在写小说,还是用钢笔在格子纸上写,完成后,由妻子帮着录成电子版。小说一共写了二十八章,每交给妻子一章,我都要先看一遍,看看还有没有错别字需要改正。可以说,不管看哪一章,都有让我泪湿眼眶的情节和细节。妻子录入的办法,是对着手机语音转汉字录入,录完一段,再转存到容量较大的笔记本电脑里。我很喜欢听妻子读我的小说,每听到她开始读,我就不看电视,不看手机,也不干别的任何事情,悄悄在一边闭目听妻子读。虽然闭着眼,但听着听着,仍挡不住有眼泪涌出,让我能感觉出眼泪的咸和眼泪的辣。我想这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魅力所在。 我之所以把小说更名为 《花灯调》,是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个题目更诗意,更美,更含蓄,更有色彩,文学性也更强一些。还有,书中多次写到当地广泛流传的花灯调,一到过年过节,或有什么庆祝活动,村民们就会唱起花灯调,通过对比,歌唱山村的巨大变化。花灯调是民间小调,有地方色彩,更能表达民众的心声。 每当一部新书面世,有的媒体记者总是会问,作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写这部书的?酝酿了多长时间?我想,我是从刚记事的时候,就在为这部书做准备。当然,当初的准备不是文字、语言、艺术和技巧上的准备,而是饥饿的准备,生活的准备,人生的准备,生命的准备。我准备了大半辈子,酝酿了几十年,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作者简介 刘庆邦,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市第十、十一、十二届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五至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著有长篇小说 《断层》《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黑白男女》《家长》《女工绘》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到处有道》等。 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和《哑炮》分别获第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获第四届北京市政府奖。长篇小说中,《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红煤》获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黑白男女》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家长》获第二届南丁文学奖。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五十三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等国文字,出版有6部外文作品集。(本版人物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