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北京文艺2023年12月26日期 第04版:副刊·文学
哈佛教授王德威北大演讲：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刍议
12月8日，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教授王德威做客北京大学，进行了一场以“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刍议”为题的精彩演讲。
讲座开始前，主持人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陈晓明介绍说，王德威教授的每一部作品——《被压抑的现代性》《历史与怪兽》《想象中国的方法》《落地的麦子不死》等——都带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深刻的印象、重要的影响。王德威教授的作品在娓娓道来之中牵动历史的命脉、击中我们的心灵，充满让人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力量。陈晓明教授表示，“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是一个极难驾驭的题目，相信王德威教授此次的演讲定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震撼和启迪。
王德威首先对本次讲座主题的来龙去脉进行了介绍。《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是王德威教授正在进行的大型文学史编纂项目。这一计划得自梁启超、钱穆各自著述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启发，企图从文学观察中国近三百年人文传统的断裂与赓续，并思考“诗以证史”或“史蕴诗心”的可能。王德威指出，文学既然以历史为名，自然不可能只是修辞审美创作的集结。它与构想、书写或编纂的时空息息相关，也透露着参与者的史观和史识；它更启动一种阅读的政治，或兴，或观，或群，或怨，无不体现于字里行间。
在王德威看来，以国家为定位的文学史是一种对大师、经典、运动和事件的连贯叙述；也是民族传统、国家主权想象的微妙延伸。这一概念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被引入中国，至今仍在文学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在编写《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时，王德威教授希望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
他指出，这一新的文学史有三大特点。首先，它是“不完整”的文学史。无论是客观条件的局限性，还是编写者的主观意志，都让文学史不可能完整。开宗明义地承认不完整性，是编写和阅读文学史的辩证过程。其次，它应该有“文学”的自觉。文学史不是枯燥无味的文字堆砌，而应有审美上和历史上的自觉。第三，它是“世界中”的文学史。“世界中”（world－ing）是海德格尔提出的术语，是名词“世界”的动词化，意味着“世界”复杂、涌现的过程，这要求文学史持续更新现实、感知和观念，借此来实现“开放”的状态。
他表示，这也意味着在文学史编纂过程中要时时叩问和反思那些耳熟能详的话题——“现代”中国文学的时期划分、中国“文学”概念的演化、“文学史”在不同情境的可行性和可读性、何为“中国”文学史等。总结而言，《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更加关注时空的“互缘共构”、文化的“穿流交错”、“文”与媒介衍生，以及“世界中”的华夷文学地理想象。
接着，王德威开启了本次讲座的正题。他指出，《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藉由梁启超与钱穆对于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对话，拟想文学史论述的新方向。1926年，经历了欧游之旅、五四运动、时代剧变的梁启超写下了著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近十年之后，1937年，钱穆出版了同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宗明义地表示了他对梁启超立论与著书的反对。梁、钱二人立足20世纪上半期，回顾17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相较于此，王德威教授从21世纪的角度出发，检讨18世纪到当代的中国文学流变。
他强调，所谓“三百年”，不仅是一个历史转折的段落，也是时间不断流变的指标。以梁、钱二人为例，他们没有刻意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区隔，或改朝换代的逻辑，而是将眼光投向相对中性的时间——也就是“公历”——流变，从中发现思想界若断若续的关联。他们的眼光延伸至遥远的汉唐和宋元，以及当下此刻的民国。王德威教授解释道，对梁、钱而言，“近三百年”成为一个动态的时间闳域：历史似乎很远，又其实很近。其中的学说或方法、人物或事件升沉起落，有进有退，汇向未来另一节点。梁启超从中证成“生、住、异、灭”的超越性，钱穆则体会“近己则俗变相类”的切身之感。
那么，将梁启超、钱穆所示范的“近三百年”研究范式转移到新的文学史述作中，又能得到什么呢？王德威表示，首先，应当注意时间范畴本身的位移。距离梁启超和钱穆写作学术史的1920、30年代，九十多年已经过去。如果二人上溯的三百年起自明末，止于民初；时至今日的坐标则应为18世纪上半叶，而以21世纪新时代为断代点。18世纪时值“雍乾盛世”，君主权力无以复加；也是欧洲启蒙运动下“中国热”席卷欧洲的时代。这是中国迎向“现代”的起点：知识与技术的碰撞，外交与军事的遭遇，“天下”与“世界”的位移，情感与理性的辩证……莫不蓄势待发。时至今日，这些挑战依然存在。
其次，王德威表示，应当学习“近三百年”的方法学。梁启超、钱穆研究同一时代，却呈现“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结果。他们各自向当代学术主流提出不同看法，彼此之间又因立场有异，形成对话。回首过去，原来三百年是如此众声喧哗的时代。因此，王德威教授指出，当我们以21世纪的“现在”立场，衔接钱、梁的时代把故事讲下去，则可见历史的发展依然重三叠四，既有始料未及的逆转，也有后见之明的发现，还有更多的错失与反覆。王德威教授总结道：“我们所期待理解、注记的‘三百年’少了对历史一以贯之，起承转合的自信，多了对时间曲折不尽，逝者如斯的自觉。”
王德威还强调：作为现代学科论述，文学史和国家想象与建构息息相关；但我们应当放大历史格局，文学不必尽为国家的附庸，国家也无从左右文学的潜力。王德威教授为同学们梳理了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历史：从林传甲编撰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到“五四”一代确立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论述，从1949年后两岸不同的文学史脉络，到80年代“重写文学史”运动……王德威教授指出，《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中的“中国”，至少包含如下涵意：一个由多样生存经验构成的历史集结；一个文化和知识的传承与裂变的过程；一个现代定义的政治实体；一个“想像的共同体”符号体系；一种欲望（或惧斥）的心理机制。“近三百年文学史”则在“五四”模式的二分法、革命模式的三段论、两岸模式的敌我论之外，提出不同论述——将18世纪到21世纪视为一个区块，跨越“古典”到“现代”的简单分野，重新认识组织历史叙事方法的多样性。王德威教授说道：“从雍乾‘盛世’到又一次中国‘崛起’，从古典到当代，从西学东渐到数字虚拟，文学的发展何其繁复多姿！”
随后，王德威详细介绍了梁启超和钱穆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论述，他指出，梁、钱二人似乎站在两个逻辑的对立面，却对历史的转折有着感同身受的立场，他们都希望从过去三百年中找到一个面对当代中国危机的方法。因此，二者对我们的启发不仅在于不同学术逻辑带来的辩证，同时也在于他们的文字所承载的情感力量。
在讲座的最后部分，王德威介绍了《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的四个切入点：今古之争、文史之交、华夷之变、情理之间。通过这些切入点，我们可以看见，延续与断裂——或梁启超的“反动”与钱穆的“继承”之间，文学如何参与甚至改变历史。
王德威指出，“今古之争”是文学史最常见的议题之一，与“现代性”浮出历史地表更是息息相关。过去，“传统”常常被简化为铁板一块，只是作为“现代”的对立面而存在。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必须以更细致的方法重新思考现代与传统的分合关系，从而了解今古之间拉锯所释放的张力。
王德威讲授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史之交”。他指出，近三百年文学史的观点重新提醒我们中国传统里文与史的辩证。他以兼具史事和史识、文采和情操的《史记》为典范，指出，“文”和“史”必须相与为用，才能展示一个真实而有意义的世界。在这里，王德威教授尤其强调了“文”的重要性，“文”是审美的创造，也是知识的生成，“文学”与思想、历史都有着重要的关联。他还指出，文学的另一面——一种关于遮蔽、监管、宣传、消杀的技术，以及秘密书写的可能——也必须受到重视。
王德威指出，“华夷之变”也是处理中国近三百年文学不得不面对的主题。王德威教授提醒我们注意“变”字——“变”是“变化”而非“辨别”。他认为，传统的“华夷之辨”论述为华夷之“变”所取代，“辨”是畛域的区分，“变”则指向时间进程的推衍。“文”曾是华夷之“辨”的征候——没有文化或文明的地域或种族有沦为 “夷”的可能。时至近代，“文”也是华夷之“变”的过程——文化与文明永远是在不断编码和解码的序列中显现、消失或变异。
最后，王德威提出：“‘革命’‘启蒙’一百多年后，回顾所来之路的满目疮痍，我们是否错过了什么节点？”他提出了“情理之间”这一命题。对此，他梳理了中国传统的情感论述，指出，我们需要情感教育，文学史应当是“有情的历史”。他指出，梁启超谈“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成就时代思潮的起伏，时而壮阔，时而幽微，曲折绵延；钱穆则提醒我们对切身的历史应该抱有“温情与敬意”——他们的著作之所以动人，原因在于此。另外，王德威教授还表示，文学史还应当是“有耻的历史”——顾炎武有言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就要求文学研究者有明辨是非的判断力、有所不为的坚持、反躬自省的态度。
演讲结束后，陈晓明对王德威表达了高度的赞扬和敬意。他表示：“我们又听到了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陈晓明指出，这场演讲，在学术、文学、文化和情理上，无不有强大的思想贯穿力。他一方面将学理贯穿于对世界、历史和中华文明的读解中；另一方面将为人与作文的天下道义贯穿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其学术精神和学术立场都令人敬佩。
李洱表示，王德威的演讲给予了他巨大的启示。“情理之间”这一命题更是让他感触颇深，作为一个作家，李洱认为，作家同样需要书写“有情”、“有耻”的历史和现实。此外，李洱还就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向王德威提问：“在科幻文学、网络文学之外，今天的主流作家应该如何自处？今天的小说还有哪种发展的可能？”王德威表示，文学的时间并不是一个起承转合、先来后到的顺序时间。科幻文学之所以成为热潮，是因为科幻文学对历史的幻想和投射在最恰当的时刻触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读者。然而，若将文学史放置于三百年的大框架中，科幻这一潮流是否能够持续？对此，王德威说道：“我对中国当代文学仍然有无限的好奇。我们所认知的文学史是一个不断重层叠印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用最开阔的态度来看待文学的主流和支流。”
（摘编自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公众号）
讲座开始前，主持人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陈晓明介绍说，王德威教授的每一部作品——《被压抑的现代性》《历史与怪兽》《想象中国的方法》《落地的麦子不死》等——都带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深刻的印象、重要的影响。王德威教授的作品在娓娓道来之中牵动历史的命脉、击中我们的心灵，充满让人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力量。陈晓明教授表示，“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是一个极难驾驭的题目，相信王德威教授此次的演讲定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震撼和启迪。
王德威首先对本次讲座主题的来龙去脉进行了介绍。《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是王德威教授正在进行的大型文学史编纂项目。这一计划得自梁启超、钱穆各自著述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启发，企图从文学观察中国近三百年人文传统的断裂与赓续，并思考“诗以证史”或“史蕴诗心”的可能。王德威指出，文学既然以历史为名，自然不可能只是修辞审美创作的集结。它与构想、书写或编纂的时空息息相关，也透露着参与者的史观和史识；它更启动一种阅读的政治，或兴，或观，或群，或怨，无不体现于字里行间。
在王德威看来，以国家为定位的文学史是一种对大师、经典、运动和事件的连贯叙述；也是民族传统、国家主权想象的微妙延伸。这一概念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被引入中国，至今仍在文学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在编写《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时，王德威教授希望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
他指出，这一新的文学史有三大特点。首先，它是“不完整”的文学史。无论是客观条件的局限性，还是编写者的主观意志，都让文学史不可能完整。开宗明义地承认不完整性，是编写和阅读文学史的辩证过程。其次，它应该有“文学”的自觉。文学史不是枯燥无味的文字堆砌，而应有审美上和历史上的自觉。第三，它是“世界中”的文学史。“世界中”（world－ing）是海德格尔提出的术语，是名词“世界”的动词化，意味着“世界”复杂、涌现的过程，这要求文学史持续更新现实、感知和观念，借此来实现“开放”的状态。
他表示，这也意味着在文学史编纂过程中要时时叩问和反思那些耳熟能详的话题——“现代”中国文学的时期划分、中国“文学”概念的演化、“文学史”在不同情境的可行性和可读性、何为“中国”文学史等。总结而言，《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更加关注时空的“互缘共构”、文化的“穿流交错”、“文”与媒介衍生，以及“世界中”的华夷文学地理想象。
接着，王德威开启了本次讲座的正题。他指出，《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藉由梁启超与钱穆对于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对话，拟想文学史论述的新方向。1926年，经历了欧游之旅、五四运动、时代剧变的梁启超写下了著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近十年之后，1937年，钱穆出版了同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宗明义地表示了他对梁启超立论与著书的反对。梁、钱二人立足20世纪上半期，回顾17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相较于此，王德威教授从21世纪的角度出发，检讨18世纪到当代的中国文学流变。
他强调，所谓“三百年”，不仅是一个历史转折的段落，也是时间不断流变的指标。以梁、钱二人为例，他们没有刻意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区隔，或改朝换代的逻辑，而是将眼光投向相对中性的时间——也就是“公历”——流变，从中发现思想界若断若续的关联。他们的眼光延伸至遥远的汉唐和宋元，以及当下此刻的民国。王德威教授解释道，对梁、钱而言，“近三百年”成为一个动态的时间闳域：历史似乎很远，又其实很近。其中的学说或方法、人物或事件升沉起落，有进有退，汇向未来另一节点。梁启超从中证成“生、住、异、灭”的超越性，钱穆则体会“近己则俗变相类”的切身之感。
那么，将梁启超、钱穆所示范的“近三百年”研究范式转移到新的文学史述作中，又能得到什么呢？王德威表示，首先，应当注意时间范畴本身的位移。距离梁启超和钱穆写作学术史的1920、30年代，九十多年已经过去。如果二人上溯的三百年起自明末，止于民初；时至今日的坐标则应为18世纪上半叶，而以21世纪新时代为断代点。18世纪时值“雍乾盛世”，君主权力无以复加；也是欧洲启蒙运动下“中国热”席卷欧洲的时代。这是中国迎向“现代”的起点：知识与技术的碰撞，外交与军事的遭遇，“天下”与“世界”的位移，情感与理性的辩证……莫不蓄势待发。时至今日，这些挑战依然存在。
其次，王德威表示，应当学习“近三百年”的方法学。梁启超、钱穆研究同一时代，却呈现“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结果。他们各自向当代学术主流提出不同看法，彼此之间又因立场有异，形成对话。回首过去，原来三百年是如此众声喧哗的时代。因此，王德威教授指出，当我们以21世纪的“现在”立场，衔接钱、梁的时代把故事讲下去，则可见历史的发展依然重三叠四，既有始料未及的逆转，也有后见之明的发现，还有更多的错失与反覆。王德威教授总结道：“我们所期待理解、注记的‘三百年’少了对历史一以贯之，起承转合的自信，多了对时间曲折不尽，逝者如斯的自觉。”
王德威还强调：作为现代学科论述，文学史和国家想象与建构息息相关；但我们应当放大历史格局，文学不必尽为国家的附庸，国家也无从左右文学的潜力。王德威教授为同学们梳理了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历史：从林传甲编撰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到“五四”一代确立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论述，从1949年后两岸不同的文学史脉络，到80年代“重写文学史”运动……王德威教授指出，《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中的“中国”，至少包含如下涵意：一个由多样生存经验构成的历史集结；一个文化和知识的传承与裂变的过程；一个现代定义的政治实体；一个“想像的共同体”符号体系；一种欲望（或惧斥）的心理机制。“近三百年文学史”则在“五四”模式的二分法、革命模式的三段论、两岸模式的敌我论之外，提出不同论述——将18世纪到21世纪视为一个区块，跨越“古典”到“现代”的简单分野，重新认识组织历史叙事方法的多样性。王德威教授说道：“从雍乾‘盛世’到又一次中国‘崛起’，从古典到当代，从西学东渐到数字虚拟，文学的发展何其繁复多姿！”
随后，王德威详细介绍了梁启超和钱穆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论述，他指出，梁、钱二人似乎站在两个逻辑的对立面，却对历史的转折有着感同身受的立场，他们都希望从过去三百年中找到一个面对当代中国危机的方法。因此，二者对我们的启发不仅在于不同学术逻辑带来的辩证，同时也在于他们的文字所承载的情感力量。
在讲座的最后部分，王德威介绍了《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的四个切入点：今古之争、文史之交、华夷之变、情理之间。通过这些切入点，我们可以看见，延续与断裂——或梁启超的“反动”与钱穆的“继承”之间，文学如何参与甚至改变历史。
王德威指出，“今古之争”是文学史最常见的议题之一，与“现代性”浮出历史地表更是息息相关。过去，“传统”常常被简化为铁板一块，只是作为“现代”的对立面而存在。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必须以更细致的方法重新思考现代与传统的分合关系，从而了解今古之间拉锯所释放的张力。
王德威讲授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史之交”。他指出，近三百年文学史的观点重新提醒我们中国传统里文与史的辩证。他以兼具史事和史识、文采和情操的《史记》为典范，指出，“文”和“史”必须相与为用，才能展示一个真实而有意义的世界。在这里，王德威教授尤其强调了“文”的重要性，“文”是审美的创造，也是知识的生成，“文学”与思想、历史都有着重要的关联。他还指出，文学的另一面——一种关于遮蔽、监管、宣传、消杀的技术，以及秘密书写的可能——也必须受到重视。
王德威指出，“华夷之变”也是处理中国近三百年文学不得不面对的主题。王德威教授提醒我们注意“变”字——“变”是“变化”而非“辨别”。他认为，传统的“华夷之辨”论述为华夷之“变”所取代，“辨”是畛域的区分，“变”则指向时间进程的推衍。“文”曾是华夷之“辨”的征候——没有文化或文明的地域或种族有沦为 “夷”的可能。时至近代，“文”也是华夷之“变”的过程——文化与文明永远是在不断编码和解码的序列中显现、消失或变异。
最后，王德威提出：“‘革命’‘启蒙’一百多年后，回顾所来之路的满目疮痍，我们是否错过了什么节点？”他提出了“情理之间”这一命题。对此，他梳理了中国传统的情感论述，指出，我们需要情感教育，文学史应当是“有情的历史”。他指出，梁启超谈“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成就时代思潮的起伏，时而壮阔，时而幽微，曲折绵延；钱穆则提醒我们对切身的历史应该抱有“温情与敬意”——他们的著作之所以动人，原因在于此。另外，王德威教授还表示，文学史还应当是“有耻的历史”——顾炎武有言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就要求文学研究者有明辨是非的判断力、有所不为的坚持、反躬自省的态度。
演讲结束后，陈晓明对王德威表达了高度的赞扬和敬意。他表示：“我们又听到了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陈晓明指出，这场演讲，在学术、文学、文化和情理上，无不有强大的思想贯穿力。他一方面将学理贯穿于对世界、历史和中华文明的读解中；另一方面将为人与作文的天下道义贯穿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其学术精神和学术立场都令人敬佩。
李洱表示，王德威的演讲给予了他巨大的启示。“情理之间”这一命题更是让他感触颇深，作为一个作家，李洱认为，作家同样需要书写“有情”、“有耻”的历史和现实。此外，李洱还就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向王德威提问：“在科幻文学、网络文学之外，今天的主流作家应该如何自处？今天的小说还有哪种发展的可能？”王德威表示，文学的时间并不是一个起承转合、先来后到的顺序时间。科幻文学之所以成为热潮，是因为科幻文学对历史的幻想和投射在最恰当的时刻触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读者。然而，若将文学史放置于三百年的大框架中，科幻这一潮流是否能够持续？对此，王德威说道：“我对中国当代文学仍然有无限的好奇。我们所认知的文学史是一个不断重层叠印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用最开阔的态度来看待文学的主流和支流。”
（摘编自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