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是一座座的高峰矗立在不同的时空里”

6月16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曹文轩与30国汉学家就创作心得、翻译作品中的趣事、创作心境改变以及创作题材选取等话题进行了一次有趣的交流，不同国家的汉学家也从自己的角度表达了对曹文轩作品的感悟。现场对话非常精彩，因版面有限，本报选取部分内容刊发于此，以飨读者。——编者 曹文轩：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大概有170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意大利、日、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瑞典、荷兰、匈牙利、土耳其、斯瓦里西里、阿拉伯、波斯等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并多次在世界获得较为重要的文学奖项。 我们现在很热衷于谈论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跨越文化，我不知道我的作品算不算已经跨文化了，但我很清楚的知道即便说已经跨了，还有一个漫长的走进深处的过程。不仅我要面临这个过程，几乎所有已经走出去的中国作家大概都要面对这个过程。那么如何达到这样的状态？坦率地说，一方面需要我们自己更加的努力，将我们的作品写得更好；一方面还要等待，就是等待对方消除对中国文学的隔膜。这种隔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存在很久了，消除这种隔膜可能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那么什么时候《草房子》《青铜葵花》等作品也能在中国以外的空间里能够像在中国的土地上被广大的读者所接受？我的《草房子》在中国已经有500多次印刷，每一次印刷少则几万册多则几十万册，我们算一下就知道这部作品在中国大地上发行了多少万册。晚于《草房子》8年的《青铜葵花》，也已经300多次印刷，我的意思是需要我们双方的耐心等待。作为还算是幸运的中国作家，我愿意谈谈我的心得，这就是这些作品为什么能够走到巴黎、伦敦、柏林、纽约、罗马、莫斯科、马德里、开罗、东京、首尔等异国他乡的心得。 我首先要说的一点就是能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不会是别的，一定是文学性。我的所有作品无论从外表上看他们有多大的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讲都是建立在我所体悟到的那些基本面上的。文学要不要变法？当然要，但是它的变法应该是在基本面上的变法，任何一种被命名的事物都有它的基本性质，我们只能在承认它的基本性质之后才能谈变。 那么既是文学就有文学性，几十年来我对文学的创作一直是按照我的文学理论来进行的。因此，我自认为我对文学的感受是有文学史的背景的，他们来自于我对经典作品的体悟。我坚持认为文学是有基本面的，这个基本面属于文学的那一天开始就开始了，它是文学的天道。我所持有的并不是文学的理想，而只是坚持文学的原质罢了。文学和其他东西不一样，我们不能把它放在进化论的范畴来说，文学艺术没有经历一个昨天比前天的好，而今天又比昨天好的过程，文学的标准就在那，在《诗经》里头，在《楚辞》里头，在唐诗、宋词、元曲里头，在《红楼梦》里头，当然也在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里头。千年暗河，清流潺潺，一脉相承。如果将文学置入进化论的范畴来说，那么我们就得出这样一个见解：今天的英国剧作家写的作品必须要比莎士比亚写得好，莎士比亚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就将作品写得那么好了，你一个今天的英国剧作家生活在多少年以后的现代，难道还不应该比莎士比亚写得好吗？如果没有比莎士比亚写得好，那还写它干什么，你该干其他的事情去了。可是文学史所显示出来的是这样的景观吗？不是一峰比一峰高，而是一座一座同样的高峰矗立在不同的时空里。当世界万物都在受进化法则制约的时候，唯独文学不在进化论范畴之中，这就是文学的奇妙之处。 我要说的第二个话题是作为小说家，你必须要写一写角度非同寻常的、甚至刁钻古怪的美妙绝伦的故事。我一直在思考，怎样的小说才算得上是好小说？我的标准是经得起翻译。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小说才经得起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讲了一个品质上乘的故事的小说。所以，我要好好地讲故事，那些深刻的特质，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会活在故事中，所有一切你希望达到的，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有品质的故事。创造故事是人类的一种先天性的欲望，而听故事也是一种先天性的欲望，一种强烈的欲望。 最后再说几句话，也是我的第三个话题，文化是民族的，人性是人类的。这个世界上并无白色人种的人性，黄色人种的人性，黑色人种的人性，无论是哪一种人种，也无论是哪一个处在不同文化之下的民族，就人性而言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作家想让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能够跨文化，那么他就要做到他的笔触要直抵人性的层面，惟有这样他的作品才有可能走向远方。 吉来（资深汉学家、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教授）：请问曹老师，您有很多作品，而且跨越了很长时间，您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随着时间发展，创作故事或者心境有什么改变吗？或者您怎么看这些故事？ 曹文轩：其实我的创作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我每写一部作品，我心里很清楚，超越上一部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写得多。大家想一想，如果每一部作品都是超越上一部作品，那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在珠峰上了，我可能已经被冻死了，这不可能。 下一部作品对上一部作品有所突破，这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没有街道的城市》《苏武牧羊》等等，我觉得都是有所突破的。了解我作品的朋友们也可能知道，我原来的许多作品都有一个特定的地方，叫油麻地，这个地名是香港的，我就把这个地名拿来成为《草房子》以及我其他的大部分作品一个共同的区域。就像美国的福克纳一样，福克纳也是把大量的作品放在一个空间里头。《青铜葵花》写的不是油麻地，叫大麦地，但是我同时说距离大麦地有个地方叫油麻地。 写了这部作品之后，我已经开始离开油麻地了。我在油麻地生活了18年之后，我几十年是在油麻地以外的地方生活的，比如北京等。这些生活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重要了，我不能把自己限定在油麻地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走出来了，就写到了《萤王》《没有街道的城市》等等，不再是油麻地了。所以我说，我个人写作应该有一本《出油麻地记》，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出埃及记》，我在写《出油麻地记》，诸位看到的《苏武牧羊》，那跟油麻地就没有关系了，因为写的是中国传统的一个故事。 我是怎么讲《苏武牧羊》这个故事的？不是由我来讲，是由一只羊来讲，羊眼中的苏武，大家想想羊眼中的苏武还是我眼中的苏武吗？不是的，而且羊的视角是有它的规定性的，这个规定性就造成它讲出来的《苏武牧羊》一定是一个非常特定的故事。再比如说《没有街道的城市》，它就写战争中一个城市变成了废墟，在废墟以上有一个监狱，这个监狱还只有一个牢房，而这个牢房里面关着一个江洋大盗，他出不去。可是废墟里面又爬出一个小女孩来，这个城市只剩下两个人，这个小女孩可以走动，但是她没有任何生活能力，而那个关在牢房里面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可是他没有自由。他们两个人相依为命，最后这个小女孩用她的善良纯真感动了那个江洋大盗。这就是我说的我的作品一直在变化过程中，不再是原来的《草房子》了，也不是原来的《青铜葵花》了。 马堤娜（德国翻译家）：曹老师，我曾经翻译了很多作家的书，像莫言的书，还有刘慈欣的《三体》。去年我翻译您的《爷爷的河》，我很喜欢这本书，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江南的那条河，描述一下创作过程？因为我很喜欢您在《爷爷的河》里的描写。 曹文轩：她讲的《爷爷的河》，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人的写作离不开他童年的记忆，我要告诉诸位的是我是一个河边长大的孩子，我那个老家是水网地区，大家想一想河流纵横像网一样，我就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我童年的记忆就是河流、桥梁，我去外婆家要坐船，我去小镇上要坐船，我们那个地方的许多故事都与河流有关。那个地方非常的潮湿，我说给你们听，你们可能不相信，我的童年记忆里面我没有穿过一件干爽的衣服，为什么？天总是在下雨。我都搞不清楚我们那个地方下雨是因为河流多呢，还是因为下雨造成河流多，不知道哪个原因。我们老家潮湿到一双布鞋放在床下面，过了一个星期拿出来，鞋里头已经长了蘑菇。椅子也是一块一块的板子拼成的，因为潮湿，一块板子、一块板子的缝隙里面长了一排黑木耳，所以我写的作品总是离不开河流，总是写水。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因水而生》。我是因为水而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是因为这个水而长大的，我的美学观也来自于水。所以大家看我的作品就会说，曹文轩的作品很干净，很干净。为什么很干净呢？与水有关。大家想一想在一个水边上长大的人，他让自己变得很干净很容易，因为到处是水，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如果他不干净，那就太不对了。一个在河边长大的人你怎么能不干净呢，干净这个词几乎成为了我所有作品里面一个关键的词，没办法，因为我就是在水边长大的。所以你注意到我作品的河流，我觉得是非常棒的，确实是这样，我的文字与河流密切相关。（选编自《生命树童书》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