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品二王书法艺术之神韵

为什么说王羲之是书圣？他的字像是处于从十七八岁慢慢变成青年的一个过程。既散发着青年时的生气，又没有成熟以后僵化的程式。最美的书法往往是处于半生不熟的发展时期。唐代以后的字是熟透的，由于楷书发展有一种模式化的副作用，这类字像是人已经历成年世界的历练，而一个成年人受到生活的打压往往会怀念少年时期洒脱不羁、无拘无束的气质，但是再也回不去了。这正如米芾所说的“时代压之”。 米芾竭力想写出“二王”的风度，但是他已经受过唐代熏陶，王羲之那个时代的字法、笔法飘然远去，他怎么追也望尘莫及。他深刻地感觉到有一个时代的因素压制着他，这是“二王”不可及的原因之一。其次，王羲之所处的魏晋恰巧是南北朝这段黑暗动荡时代的前夕，朝代倾覆，生离死别，只在旦夕之间。他们所认识的书法概念受天人之际的理性与非理性观念的渗透，既有无常的痛苦，也有超脱的放纵，是以能够出入于有法与无法之间，造就了天然和人工交织的最完美的一个阶段。有古质，也有今妍，恰好保持在那个时间节点，稍往前显得生，往后则显得熟。而正是因为在这样一个阶段，王羲之的书写技巧走向最大的开放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王羲之的字，字字不同，帖帖不同，既有革新又有古质，极具包容性，所以称他为集大成者。凡是集大成者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会有一两个。如写诗，为什么说杜甫是集大成者而非李白，我认为杜甫写诗的手法极为多样，他能表达最宏大的主题也能表达最细腻的情感，能写得委婉也能写得阳刚，对于各种题材都十分精通，他对诗的格律技巧的研究也是最深的。杜甫的诗有很古的因素，也有很直露巧媚的因素，因此他的包容度就大。唐宋以后很多人学杜甫，就是因为杜甫正好处于一个不前不后的时期，他的风格是善变的，让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 所以，王羲之的字说不出是什么风格，而颜真卿的风格可以用三五个词来描述，书法的演变越到后面风格就越分化。王羲之的书法风格时时刻刻在变，所以学王就难在此处。面对多变的风格，我们就很难琢磨清楚，好像神龙见首不见尾。流传的《兰亭序》《集王圣教序》《姨母帖》等等，不过是其一鳞半爪。 总体来说，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就是处于革新的过渡时期，结构慢慢趋于精巧，从原来短促的笔画节奏慢慢走向一种连绵的书写。从早期到唐代的书法是从短线发展到长线的过程。以线来说，之前的线是很短的。比如说我们看侯马盟书、楚帛书，它们的线就如打拍子一样，开始的时候是两个节拍，后来慢慢变成三个节拍，到王羲之就变成四个节拍，而王献之就有更多个节拍，再到张旭和怀素笔下可以一口气写下很多个字。实际上楷书也是这样，原来是短促的线再到长线。钟繇和王羲之那个时代的字是在断和连之间，未必全部连就是好。 为什么王羲之字好？先看前人的解释，在初唐编《晋书》的时候，王羲之的传论是唐太宗亲自撰写的。他评王羲之的话可总结为“若断还连，若斜反直”，这8个字意味无穷。什么是好书法？只要领悟了这8个字就能明白了。为什么唐太宗针对王羲之书法技巧说了这8个字？类似的，明代的董其昌也说过王羲之的字“不作正局”，字作正局容易，但是一作正局就缺乏创造力，妙就妙在 “不作正局”，书法的意味因此而丰富。比如启功说唐太宗写字 “妙有三分不妥当”，写字要妙在三分不妥，但不能七分不妥。什么是不妥？什么又是妥？实际上三分不妥就是全妥，十分妥了那才是不妥。王羲之每一个字、每一个帖都可以从笔法、字法、章法等看到书法是没有规律的，字字新奇，笔笔惊人。王羲之的那种 “生”，那种“似正还斜”是唐代人难以企及的，只有在魏晋时代才有。 王羲之的书写技巧在魏晋时期是一览众山小的巅峰，他达到了一种如孙过庭所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境界，这是至高境界，书品、人品也莫过于此。王羲之用笔复杂多变，而到唐代的时候，人们容易把用笔的注意力引向一种“起、转、收”的习惯模式，而忽略了线条的中部，这是楷书成熟以后最大的弊病。书法就如金庸小说里所说的武功，偶尔看看能够悟到书法的大道理。打个比方，一种功夫要练的招式只有9招，但是9招之中每招又有36种变化。36种乘以9，变化就不可胜数了。假设馆阁体只有9种变化，但唐代人的楷书里一招之中就会有36种变化。而王羲之的字好比“独孤九式”，一招过去有72种变化，他的任何一个变化、一个点画都是一般人写不出来的。 但是如果太注重技巧也是行不通的，书法必须回归质朴。王羲之的《初月帖》就体现出最古朴、最原始的爆发力，没有过多修饰的动作，始终在古质和今妍之间，这种古质恰恰是王羲之最高明之处。 唐代的字技巧很高但不够古。王羲之留下来的小楷作品我认为有大部分是唐代人加工过的，只有《东方曼倩祠颂》处于古质和妍媚之间，其独特的气质区别于王羲之的其他小楷。王羲之小楷的真实面目会是怎么样的？也有人怀疑王羲之没有写过《兰亭序》，以为王羲之写不出那样的气质。但是《兰亭序》这般精美、精巧的字除了王羲之还有谁写得出来？有人说是智永写的，但智永也未必写得出这么绝妙的字，所以这是一大疑案。我推测王羲之当时用了一种特殊的毛笔，相比王羲之其他的字，《兰亭序》更媚。他真正的楷书如《东方曼倩祠颂》没有一个字是正的、巧的。 王羲之的楷书为什么会是这种味道，证据何在？他真正可靠的楷书散见于草书 《十七帖》里，这里的楷书大小各异。找个好的版本好好参透这几个字，可以看出当时的楷书到底不是唐代的样子。王羲之所处的时代，人们对字的认识，对字的大大小小和跳跃的程度有别出心裁的把握，不同于唐代人的整齐划一。唐代纪念碑上的字就如国庆阅兵式，长短高矮一个样，不强调个性，与王羲之写字的观念大相径庭。我认为王羲之把每个字都当成生命了，写出如人的高矮胖瘦，他在塑造字形的时候，字字都是富于表情的，比如 《兰亭序》文中反复出现的二十多个“之”字神态各异。 同样的道理来看王献之，《廿九日帖》是王献之最真实也是最好的一个帖，前两个字不露声色，好像是外行人写的，跟《姨母帖》一样的气质，但写到后面就施展开来了，越来越精巧，慢慢有提按、顿挫和起伏，字与字之间充满着节奏和动感，洋溢着自由的气息和变化莫测的风神。 这个帖不过三行，但尺水兴澜，可与江海比大，字字意味不尽相同。为了把握这种气质，可以去分析字帖的字法、章法、笔法等，越透彻越好，看看用了多少种技巧才能写出来，其技巧手法比我们写唐代书法要多得多，比米芾、苏东坡等人也要多得多。所以，越到后来帖学的技法越来越弱。虽然我很佩服董其昌，但董的技巧是无法与之比拟的，这也是魏晋不可追的一个原因。 再看王献之的一笔书《鸭头丸帖》，它开启了后来的狂草。唐代张旭和怀素继承了王献之书法的脉络。王献之书风的精神是宏逸，他创造了更新的新体。但是，在六朝时期里大多数人不太知晓王献之，而是学王羲之，从某方面来说王羲之的书风迎合了当时某种风气。唐太宗不屑于小王而推崇大王，是因为大王的美学气质更契合于儒家治国的正统，而王献之的字更适合一种艺术性的表现。所以唐代继承王献之一脉书风的张旭、怀素的狂草接近一种表演的性质，狂草一笔到底连绵的书写是技巧的进步。如果草书不能连续写10个字以上，那么书写的技巧是不过关的。 王献之最有名的小楷 《玉版十三行》，我个人不太认同这个版本，我更倾向于柳公权题跋的《十三行》的版本，它更接近王献之写字的味道。贾似道刻的《十三行》不如柳的版本，古趣不足，媚趣过多。《十三行》在小楷当中风神很足，明代如祝枝山、王宠等都曾临摹，但很少有人能把王献之的味道写得出来，王宠相对好点，但王宠更多的是虞世南的味道。只有元代的倪瓒能写出这种精神，假设我们想写好《十三行》，除了倪瓒，我们还要去参考王羲之的《十七帖》《乐毅论》和王献之的《廿九日帖》。深入写一个帖，我们下笔前要有高屋建瓴的意向，然后才能诠释好它，这才是“穷源竟流”。 再来看王荟的《翁尊体帖》和王徽之的《新月帖》，这两件充分证明了当时的楷、行、草就是上文所推断的面貌，只是王羲之和王献之水平更高而已。这也是掌握魏晋时代行草书特征很关键的作品。到了梁代，王僧虔的字也很好，但不算高明，他的字已经开启了唐代人的书风，跟王献之的法则是截然不同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人体系范围内的字越来越规整、平稳。袁昂《古今书人优劣评》称：“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爽爽有一种风气。”书法的第一要义是表现风韵。而这种风气是多少代人孜孜追求却难以企及的。早期的字就这样写，由于儒家文化修养等原因，后来的书法家淡化了这股风神，特别是明清书学思想有意收敛之，这就形成了一种观念。但无论如何，尤其是年轻人，更要有这股风气。（原载《中国书法源流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