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趣神色：《牡丹亭》与昆曲审美特征的相通

昆曲不仅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而且被当代学者称之为“中国传统戏剧学的最高范型”，它融诗、书、琴、画、乐、舞为一体，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审美精神的结晶。而《牡丹亭》，则是昆曲的代表作之一。正如徐朔方先生曾经指出的：“没有 《牡丹亭》，昆腔很难找到曲和白、表演和声腔、内容和形式如此珠联璧合的保留节目；没有昆腔，汤显祖的杰作恐怕难以在戏曲舞台上成为如此演唱不衰的不朽之作。”昆曲对《牡丹亭》的认同与情有独钟，“不可不由其内质求之”，二者的独特关系和相得益彰的深刻影响，正是一种审美精神与审美趣味的契合。 作为一个天才的戏剧家，在文学创作中，汤显祖始终视“意趣神色”为最高境界，并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鲜明的审美特征。《牡丹亭》正是作者的创作精神与审美风格最为集中的体现。可以说，“意趣神色”是汤显祖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牡丹亭》与昆曲艺术精神的根本相通之处。 《牡丹亭》问世之后，面对众多的改编本，汤显祖在《与宜伶罗章二》中曾十分明确地指出：“《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不难发现，在汤显祖心目中，“意趣”是《牡丹亭》的精髓所在，也是《牡丹亭》的魅力所在。 那么，什么是汤显祖所说的“意趣神色”或“意趣”呢?简而言之，强调创作者的主体精神与创作个性，是汤氏“意趣神色”说的核心内容。耐人寻味的是汤显祖对“意趣神色”的追求，与昆曲的奠基者顾阿瑛等人的主张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顾阿瑛与“善发南曲之奥”的顾坚为友，在昆曲形成过程中做出过重要贡献，其《制曲十六观》除论及具体的制曲技巧外，也涉及到昆曲的审美追求：曲以意为主，要不蹈袭前人语……作者必在心传，传以心会意。有误入处，然须跳出案臼外，时加新意，自成一家。若屋下架屋，则为人臣仆矣，制曲者当作如此观。不难发现，这里，无论是对于“意”的强调，还是对“跳出案臼，时加新意，自成一家”的独创性的追求，都与汤显祖以 “意趣神色”为主要内容的审美思想不谋而合，成为昆曲与《牡丹亭》的内在深刻的逻辑联系。 不仅如此，顾阿瑛对昆曲艺术特质的阐述，还从另一角度进一步帮助人们理解汤显祖与昆曲审美特征的契合点：曲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曲欲稚而正，志之所之，一为物所欲，则失其稚正之音。作为昆曲的奠基人之一的顾阿瑛，早在昆曲诞生之初，就奠定了昆曲审美风格的基调，对昆曲审美风格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汤显祖的《牡丹亭》的问世，则为昆曲的审美精神作出了形象而具体的诠释，高度集中地体现昆曲的审美特征。 在《牡丹亭》中，最能体现作者对“意趣神色”的追求的，是剧本的奇幻之情。 被汤显祖称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奇幻空灵之情，既是剧本的意旨所在，也是作者的意趣所在。 关于《牡丹亭》的意旨，汤显祖自己说得十分清楚：“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强调“情”与“理”的对立，主张以“情”抗“理”。汤显祖反复强调的“意趣”的内涵，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意趣更多的是指独特的审美情趣与审美风格。它不仅具有明显的主体性，而且决定了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质。与其他传奇作品相比，《牡丹亭》的独特“意趣”，主要来自于奇幻与空灵之美，来自于杜丽娘的“情”与“梦”。无论明人所谓“灵奇高妙，已到极处”、“杜丽娘情穷于幻，汤临川曲极于变”、“巧妙叠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之言，还是近人所称“《西厢》明快，《还魂》幽艳，作风固绝不相侔”之论，均从不同的层面论及《牡丹亭》的美学风格与艺术魅力。 在《牡丹亭》中，最能体现作者创作风格与审美意趣的人物无疑是杜丽娘。杜丽娘这一形象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身所具有具体和抽象的双重性质。在剧本的情节发展中，杜丽娘是故事的主要人物和支柱，而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中，则具有一种更为深刻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贵族少女本身的地位、遭遇与命运，具有一种普遍性和共同性，体现出作者对人的存在，对人性的更为深入的思考。因此，在剧本中，杜丽娘本身固然是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但人们又不能仅仅像分析其他戏剧人物特征那样来分析她。这一形象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她是汤氏所要弘扬的感情的载体，是一种至情与纯情的象征。虽然《牡丹亭》全剧从根本上来看是对明代社会现实的、真实的反映，但在实际的艺术构思上，无论是杜丽娘这个人物，还是她所凭借的情节，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真实性。然而作者认为，“生不可以死，死不可以生者，皆非情之至者”，在奇幻的情节外壳之下，表现的是一种情感的真实与强度，渗透着作者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从而实现了对传统爱情故事的超越。也就是说，《牡丹亭》的全剧正是以“清空”见长，而不是以“质实”取胜。正因为如此，在《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情”与“梦”，不仅构成了剧本之“意趣”的基本内涵，也成为了汤显祖创作风格的最为明显的标志。 至此，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汤显祖“意趣神色”的创作主张，还是《牡丹亭》奇幻空灵的艺术风格，无不完美而集中地体现了昆曲的艺术精神。《牡丹亭》成为昆曲之经典，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牡丹亭》与昆曲不仅在审美精神上息息相通，而且在审美接受上也有着共同之处。从内容上看《牡丹亭》不是以情节取胜，而是以情致见长。对于这一点，白先勇先生在《牡丹还魂》中已有十分清楚的阐述： 深情与妙赏的结合，特别集中地体现在《牡丹亭》中。汤显祖笔下杜丽娘的心灵世界，正是深情与妙赏的完满结合。她在《惊梦》一出中说“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是对自己青春的妙赏；“原来蛇紫嫣红开遍”，是对大好春光的妙赏；在《寻梦》一出说“美满幽香不可言”，是对爱情的妙赏。柳梦梅也是如此。他在《惊梦》一出说“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玩真》一出说“被你有影无形盼煞我”，都是对心中人的妙赏。可以说，在杜丽娘、柳梦梅之间，如果缺乏妙赏，便不会有如许深情。对于这两个青年人的形象，如果只看到情欲，忽略了妙赏，那是有负汤显祖的一番苦心的。 在白先勇先生看来，“妙赏”不仅渗透在剧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关系中，而且也涉及到读者与观众的审美态度。应该说，如果从审美接受的角度来考察，“妙赏”更是实现《牡丹亭》艺术感染力的最重要方式。吴梅先生在《顾曲麈谈》中曾云：“《牡丹》一记，颇得闺客知己，如娄东俞二姑、冯小青、吴山三妇皆是也。”明清以来《牡丹亭》接受史上，“酷嗜此词，断肠而死”的种种奇闻逸事，正是“唱与知音心自懂”的情感共鸣与“妙赏”相互作用的结果。封建时代紧锁深闺的女子，在《牡丹亭》的阅读中，如同在茫茫人海中觅到了心灵上的知音，在对杜丽娘与柳梦梅的青春与爱情的“妙赏”中，正如同灵魂与自己的对话，在对象中观照自我，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上的契合。通过这种同构与共鸣作用，产生了一种巨大而强烈的心灵震撼，从而获得一种深刻的审美快感。 显然，在《牡丹亭》中，存在着从文本到接受的双重意义上的“妙赏”。正是这种艺术特质，使它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说《牡丹亭》完美地体现了昆曲的审美精神，那么，昆曲则以其精美的艺术形式强化了《牡丹亭》的艺术魅力。在昆曲舞台上最常上演的折子戏如《游园》《惊梦》《寻梦》《拾画》《冥誓》等，无疑都是最具“妙赏”价值的精彩片断。 对于《牡丹亭》来说，如果没有“妙赏”的审美心理基础，缺乏“对于美的深切底感觉”，是无法真正把握其内在意蕴的。也就是说文本的“妙赏”特质，最终是在接受的“妙赏”中才能完成。从这一意义上说，《牡丹亭》不仅充分体现了昆曲创作的主要特征，同时也集中体现了昆曲审美欣赏与接受的鲜明特点，最终成为二者完美结合的典范，也成为了一代昆曲之经典。 （活动交流部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