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演员于是之

于是之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一份礼物。无论如何，这样的天才演员，不是什么时代都能有的。时代造就了他，他也造就了那个时代。他演戏不是科班出身，不是学院培养的。演戏不至于挨饿，每天能有一顿相当丰美的盖浇饭吃，最终让他下了海。如果从1944年头回登台出演《牛大王》算起，到1996年主演《冰糖葫芦》止，他在戏剧舞台上辛勤耕耘40余年，创造了《龙须沟》中的程疯子、《长征》中的毛泽东、《雷雨》中的周萍、《日出》中的李石清、《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其他的人们》中的兹奉佐夫、《虎符》中的信陵君、《名优之死》中的左宝奎、《骆驼祥子》中的车夫老马，《三姐妹》中的威尔什宁、《关汉卿》中的王和卿、《洋麻将》中的魏勒、《太平湖》中的老舍，以及《茶馆》中的掌柜王利发等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他在焦菊隐先生启发下开创了“心像说”的表演理论，更是独步当今戏剧界，无出其右者。 于是之是有演戏天赋的。头一回登台演《牛大王》，是一出法国戏，他演主角牛大王。那时他只有17岁，朋友邀他演戏，他本不想去，但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每天跟着一群老头儿在衙门里上班，总是闷闷的，演戏使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欢乐，哪怕摸黑儿排戏，心里也觉得是亮的。这次演出对他而言虽只是初次涉水，却给了他一种信念，使他认定了此生将献给戏剧舞台的愿景。西哲有言，天才是百分之一的天赋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于是之的成功，自有老天的眷顾，而更主要的还取决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刻苦学习和千锤百炼。再引一句老生常谈：梅花香自苦寒来。话是俗了点儿，但说得并不错。通常大家以为戏曲演员从小科班练功，吃过苦，非常不易；殊不知，成就一个话剧演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北京晚报》，开始接触北京人艺，耳闻目睹过许多于是之在表演艺术道路上坚韧不拔、勤于探索的故事，而几次采访，聆听他对表演艺术实践的思考和总结，更深切地感受到他在创造人物形象，追求艺术完美时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 近读李曼宜的 《我和于是之这一生》，感触尤为深切。李曼宜是于是之的发妻，作者以鲜活、生动的笔墨描述了许多生活细节。李曼宜写当年事，真切感人，读者可以直接从这些带着情感和温度的文字中感受到当年的时代气息，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李曼宜的回忆和于是之的日记、书信则把我们带回了当年火热的历史现场。在门头沟煤矿，女同志还有炕可睡，男同志则只能“席地而眠”，于是之记下了当时的感受，曰：“十七个男同志席地而眠，也一妙趣。”演出场地亦因陋就简，露天一个搭着席棚的土台子就是舞台，他们并不介意，演得仍很投入，工人们也看得津津有味，情绪十分热烈。于是之大为感慨，觉得充实工人们的业余生活，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像于是之、李曼宜这样主动投身革命事业的进步青年，往往会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约束、自我净化、自我改造的冲动。读“从恋爱到结婚”这一节，于是之留下的那些日记尤为令人感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恋爱、结婚纯属个人行为，无论如何也和革命扯不上关系吧？但于是之那时并不这么看。在明确了与李曼宜的恋爱关系后，他竟担心“因为恋爱而影响工作，担心两个人总是在一起会不会脱离群众”。他在日记中写下对李曼宜的看法：“李曼宜群众关系容易搞不好，基本上还是小姐脾气。”而且希望她“非改不可”。另有一天的日记写得更有意思：对于李曼宜的个人修养欠佳的问题，应该严肃地去认识。现在第一个步骤是应当采取恋爱，然后再批评帮助她呢？还是先在逐步接近中先把这毛病削弱一些再谈恋爱呢？这样的想法恐怕只有放在那个时代才是可以理解的。两个恋人在一起，谈工作，谈学习，谈思想改造，当然也谈情感。可笑吗？好像很可笑，可那个时候的于是之和李曼宜是发自内心的，他们爱得很认真，很纯粹，很真诚。至今李曼宜写来，仍然洋溢着幸福的自豪感。 书中更多地写到于是之对表演艺术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和工作中的忍辱负重、认真负责。前者，她没有历数于是之一生扮演的所有角色，对于像《龙须沟》里的程疯子，《茶馆》中的王掌柜，《骆驼祥子》中的老马，《洋麻将》里的怪老头魏勒，等等，这些为读者所熟悉而喜爱的作品，她或者省略，或者点到为止，而讲得比较多的，一是歌剧《长征》中如何饰演毛泽东，再一个就是在中途夭折的影片《赤壁大战》中饰演曹操。也许是考虑到二者比较少地为大家所了解吧，在这里，李曼宜故意用了浓墨重彩，描绘于是之塑造毛泽东和曹操这两个人物的前前后后。前者发生在于是之二十三四岁时，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就敢饰演伟大领袖，以至于很多年后还有人怀疑是否真有此事。而李曼宜的叙述，辅以于是之的日记和图证，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历史现场。我们看到，为了舞台上的几分钟和一个动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于是之全身心地投入角色之中，不仅反复练习毛泽东的动作，走路的姿势，习惯的手势，包括眼神，都不放过；而且认真阅读毛泽东著作，听讲话录音，甚至学写毛体字；这还不够，他还学着每天读报，分析国际国内问题，揣摩自己对新闻的情感反应，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善思的人。这些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掌握人物的内在精神、气度。内在精神、气度越充沛，越容易说服观众。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所有看过演出的人都说他演得像，但他并没有沾沾自喜。 于是之的确为之努力了一辈子，而且从戏剧观念上不断提升对表演艺术的认识。在“像”与“是”的问题上，他之所以更看重“是”，恰是接受斯坦尼戏剧观念的一种反映。焦菊隐在指导他饰演程疯子时，也是这么要求他的，即演员应该死在角色身上。可是，到了八十年代，随着梅耶荷德戏剧观念引进中国，写意戏剧观的讨论促进了人们对表演观念的反思，对于是之也有所触动，我记得有一次他在谈到《茶馆》时就曾表示：“我在舞台上有时会产生一种意识，我是王掌柜，可我也是于是之。”这说明，他从未放弃对表演艺术的思考，到晚年，他已超越或“是”或“像”的纠缠，而进入既“是”又“像”的境界。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出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繁重的行政事务虽不能阻挡他要演戏的愿望，但确实给他带来了许多烦恼和痛苦。在这里，李曼宜不仅写了他的“累”和无奈，也写了他“明知前面是海”，还是义无反顾地跳下去的勇气和尽心尽力。《赤壁大战》中的曹操，就是这个时候找上门来的。他自然是更在意“演员于是之”这个身份，为了自己这点可怜的“追求”，他必须抓住这次机会。李曼宜写道：“就为了这一点追求——一个演员极为正当的要求——他不知费了多大力气，花了多大的代价，死了多少细胞，血压为之升降了多少次。”我们读于是之为筹拍《赤壁大战》所写的演员日记（见《我与于是之这一生》的附录），可以更直接地感受到他是如何珍惜这次机会的。为了这个角色，他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从这时起，他又开始写演员日记了，他要记下这段时间与曹操心灵碰撞的所思所想。他仔细“读剧本，研究揣摩曹操其人，同时大量阅读曹操的诗文以及有关曹操的论著，这仍嫌不够，他又开始攻读两汉史，并鲁迅的文章。此外，他还开始学习剑术，以便深入了解曹操，同时用于电影中的人物创作。在这里，李曼宜引了一段于是之的日记：昨今读鲁迅、范文澜书。史料多读，要尊重，而不可陷于其中。《武帝纪》正读第三遍，再读无妨。目的在于消化书上的孟德，变成我的孟德。越读得多，想象越易丰富，在字里行间将有一个孟德于自我心中涌起。我需有我的孟德传。 遗憾的是，他的付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不久，影片竟因资金筹划不到位而下马了。然而，于是之因此事而受到的打击，绝非失去一次演戏机会这么简单。尽管北京人艺给了他出演《洋麻将》中魏勒的机会，似乎是一种补偿。但他意识到，为了北京人艺，为了戏剧事业，今后，也许真要把“演员于是之”放下了。尽管他自己心有不甘，有识之士亦扼腕长叹，为他惋惜，但他也只能回到剧院的日常工作中去，为了剧院的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去世后，院内院外的人们在谈到于是之的时候有一个共识：“于是之在人艺当了8年院长，可说是成绩卓著，荫及后人。戏演得好是天赋和才情，当院长出色，则源于他的眼界、学识和胆识。”福兮祸兮且不论，于是之这一生，不仅成就了他的艺术，也成就了他的人格。（摘选自《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