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北京文艺2020年12月31日期 第06版:信息
浅谈杜甫诗歌的名词魅力与新诗
师力斌
喜爱唐诗，一般都笼统地明了唐诗的对仗格律之美、意境情感之美，但对其细部的词汇之美未必留意。对于一首诗来说，首先是字词。诗美首先应当是字美、词美，离开字词，诗美就是空中楼阁。而字美词美中，动词、名词、形容词、量词等的美学经验，都值得探讨和借鉴。
名词是有魅力的。杜甫诗歌作为经典，极其讲究名词的挑选锤炼和组合打磨，常常超极限开发运用名词的潜能，将名词潜力用到爆，散发着强烈的名词魅力。杜诗集中体现了汉语诗歌的词汇美学，包括名词美学。相反，如果无挑选地阅读新诗，就能感到名词在新诗中的作用，常常被降低为一种实用性的词汇，基本停留在指称事物的层次。张三、李四、别克、奥迪、AB，完全成为指称符号，它们的审美功能大大受损。如果询问百年新诗中的名词技巧，有多少人能举出几个出彩的例子来？再问一下平常的新闻写作、公文写作，又有多少人注意到名词的美学作用？
绝不是新诗没有精彩的名词，而是百年新诗相对缺乏“名词意识”，名词的魅力有待呈现。在杜诗中，随处可以体会到诗人的“名词意识”。如果把杜诗看成建筑，名词则是杜诗最重要的建材之一。专有名词的审美作用，名词并列产生的语法功能和丰富意味，名词活用呈现的独特意象等，名词魅力精彩纷呈。“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锦官城”不是“锦色官城”，却有了表达颜色的功能。
西方汉学家注意到了这个独特的现象，发现对于视觉特征的自觉运用，是近体诗区别于英语的一大特点。像“约翰”、“彼得”这类专有名称只是指称而无描述，几乎没有任何构成意象的能力，但是唐诗中的地理名称常包括色彩和其他带有视觉倾向的词：青枫江、白帝城、浣花溪、黄牛峡、青海、锦江，如果唐代诗人用英文写诗，那么白宫、红场也会很快进入韵府之中。
这个发现让我反观新诗。现代生活中这样带有视觉倾向的词汇更多，比如白区、白匪、白话、白卷、白酒、白条、白皮书、白色恐怖、黑幕、黑道、黑白片、黑名单、黑芝麻、黑色幽默、红旗、红军、红星、红酒、红人、红绿灯、红领巾、红花郎、红二代、红外线、红色江山、红十字会、打黄、黄片、黄油、黄包车、黄段子、黄金时代、黄金分割，等等，如果杜甫活着，这些新名词该是怎样的激动而幸运呵。
杜甫的名词并列是一种极端成熟的技巧。“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句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四个地名的密集并列，以表达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后的无比喜悦，和重回故乡的迫不急待。当然，“穿”“下”两个动词的功劳也不能无视。“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春日忆李白》），写朋友之情，将眼前与远方，自己与朋友的不同环境、心境、处境都刻画出来。“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旅夜书怀》），草、风、岸、樯、夜、舟，几乎全部是名词，用最简洁的字勾画最清晰的静夜画面，是写景方面的经典例句。杜甫最多的名词并列可能是如下一句，“烟火军中幕，牛羊岭上村”，（《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10个字全是名词。
那么，这种对名词的运用，在现代新诗中是什么样子的呢？余光中较为注意名词意象，比如他的名作《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全诗用 “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四个新颖鲜明的意象，将骨肉分离的个人感情和两岸隔绝的民族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果用正常的逻辑来追究，乡愁怎么能是邮票、船票、海峡呢，怎么能是坟墓呢？但诗语就是需要新颖，需要新的搭配。
重新讨论杜甫的名词魅力，不是要回到追求对仗的老路上，而是要发扬它名词意识的传统，张扬汉语词汇的美学潜力。“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余光中《逍遥游》）一句之中，三个名词，“情人”“玛丽”“菩萨蛮”，非常密集，且具有高度的时代性，体现了诗人选择文化符号的眼光，以及捕捉文化潮流的机智，也显示了新诗的名词魅力。
细心领略古人在语言上的智慧，吸取其精华，不但有益于新诗，而且对日常的公文写作、新闻写作也大有裨益。同样一句话，深谙汉语之美的诗人说出来，效果和普通人就可能大不相同，就好像舞蹈家的散步比之于常人走路。好的文章，并非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地排列出来，也并非单纯的逻辑组合，而是一个有血有肉、血肉相连的整体，按清代学者包世臣的说法是，字与字之间 “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而现代作家汪曾祺则说，“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
名词是有魅力的。杜甫诗歌作为经典，极其讲究名词的挑选锤炼和组合打磨，常常超极限开发运用名词的潜能，将名词潜力用到爆，散发着强烈的名词魅力。杜诗集中体现了汉语诗歌的词汇美学，包括名词美学。相反，如果无挑选地阅读新诗，就能感到名词在新诗中的作用，常常被降低为一种实用性的词汇，基本停留在指称事物的层次。张三、李四、别克、奥迪、AB，完全成为指称符号，它们的审美功能大大受损。如果询问百年新诗中的名词技巧，有多少人能举出几个出彩的例子来？再问一下平常的新闻写作、公文写作，又有多少人注意到名词的美学作用？
绝不是新诗没有精彩的名词，而是百年新诗相对缺乏“名词意识”，名词的魅力有待呈现。在杜诗中，随处可以体会到诗人的“名词意识”。如果把杜诗看成建筑，名词则是杜诗最重要的建材之一。专有名词的审美作用，名词并列产生的语法功能和丰富意味，名词活用呈现的独特意象等，名词魅力精彩纷呈。“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锦官城”不是“锦色官城”，却有了表达颜色的功能。
西方汉学家注意到了这个独特的现象，发现对于视觉特征的自觉运用，是近体诗区别于英语的一大特点。像“约翰”、“彼得”这类专有名称只是指称而无描述，几乎没有任何构成意象的能力，但是唐诗中的地理名称常包括色彩和其他带有视觉倾向的词：青枫江、白帝城、浣花溪、黄牛峡、青海、锦江，如果唐代诗人用英文写诗，那么白宫、红场也会很快进入韵府之中。
这个发现让我反观新诗。现代生活中这样带有视觉倾向的词汇更多，比如白区、白匪、白话、白卷、白酒、白条、白皮书、白色恐怖、黑幕、黑道、黑白片、黑名单、黑芝麻、黑色幽默、红旗、红军、红星、红酒、红人、红绿灯、红领巾、红花郎、红二代、红外线、红色江山、红十字会、打黄、黄片、黄油、黄包车、黄段子、黄金时代、黄金分割，等等，如果杜甫活着，这些新名词该是怎样的激动而幸运呵。
杜甫的名词并列是一种极端成熟的技巧。“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句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四个地名的密集并列，以表达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后的无比喜悦，和重回故乡的迫不急待。当然，“穿”“下”两个动词的功劳也不能无视。“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春日忆李白》），写朋友之情，将眼前与远方，自己与朋友的不同环境、心境、处境都刻画出来。“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旅夜书怀》），草、风、岸、樯、夜、舟，几乎全部是名词，用最简洁的字勾画最清晰的静夜画面，是写景方面的经典例句。杜甫最多的名词并列可能是如下一句，“烟火军中幕，牛羊岭上村”，（《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10个字全是名词。
那么，这种对名词的运用，在现代新诗中是什么样子的呢？余光中较为注意名词意象，比如他的名作《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全诗用 “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四个新颖鲜明的意象，将骨肉分离的个人感情和两岸隔绝的民族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果用正常的逻辑来追究，乡愁怎么能是邮票、船票、海峡呢，怎么能是坟墓呢？但诗语就是需要新颖，需要新的搭配。
重新讨论杜甫的名词魅力，不是要回到追求对仗的老路上，而是要发扬它名词意识的传统，张扬汉语词汇的美学潜力。“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余光中《逍遥游》）一句之中，三个名词，“情人”“玛丽”“菩萨蛮”，非常密集，且具有高度的时代性，体现了诗人选择文化符号的眼光，以及捕捉文化潮流的机智，也显示了新诗的名词魅力。
细心领略古人在语言上的智慧，吸取其精华，不但有益于新诗，而且对日常的公文写作、新闻写作也大有裨益。同样一句话，深谙汉语之美的诗人说出来，效果和普通人就可能大不相同，就好像舞蹈家的散步比之于常人走路。好的文章，并非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地排列出来，也并非单纯的逻辑组合，而是一个有血有肉、血肉相连的整体，按清代学者包世臣的说法是，字与字之间 “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而现代作家汪曾祺则说，“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