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的艰辛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第三个阶段：乡土中国叙事融合的多样性的艺术经验 中国文学从90年代转向了乡土叙事，更深入和自然地进入到中国历史、乡村朴实的生活、吸取民族风格和民间艺术的养料要素，形成了显著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然而，这样的乡土中国叙事何以又有探索性呢？ 这些乡土叙事有一个不容易看清楚的特点，就是说它们是很朴实很地道甚至土得掉渣的乡村叙事。但是，仔细探究进去，却可以说包含了世界文学丰富的经验，甚至包含了很充沛的现代主义的经验。也就是说，看上去非常传统、非常土，本分和本色，但是它又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阿来这些作家在9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 90年代以来，中国的乡土叙事经历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中国的乡土文学展现了很高的成就。放在世界现代以来的文学格局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这么有力地去表现一个伟大的农业文明最后时光的一段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农业文明进入现代的剧变的历史，那么激烈、那么惨痛、顽强的历史。例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现代三部曲（《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贾平凹的 《古炉》、《老生》，张炜的《古船》、《家族》，阿来的《尘埃落定》、《机村史诗》，铁凝的《笨花》，王安忆的《天香》，阎连科的《受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格非的《望春风》等作品。很显然，90年代以来有份量的讲述乡村或传统中国进入现代历史变迁的作品何止上百部！ 当然，像《白鹿原》这种作品，还是在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里拓宽掘深。不只是把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情节和细节的丰富性结合，还有人物的塑造、性格心理的刻画，都标志着中国现实主义小说所达到的高度。他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反思和富有力度的表现，他率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明确肯定，他对乡村自然人伦风习的展现，他对乡村自然史的体悟，所有这些，都使《白鹿原》有一种沉着大气的魅力。很显然，来自欧洲19世纪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陈忠实这里，已经是自然而然地融进了中国本土经验，它使乡土中国叙事具有本色和原色的那种意味。 又有另一番景象的乡土叙事在贾平凹的作品里得到多样化并富有变化的形态。少有人能像贾平凹这样富有旺盛的创造力，贾平凹迄今为止创作了18部长篇小说，他力求每部作品都有变化，都有新的主题。一方面是持续地书写他的西北乡村，另一方面又寻求主题、语言和叙述的变化。每一次写作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次痛楚的脱胎换骨。虽然未必真的能七十二变，但他越写到后来，下笔仿佛越困难，每次都要立誓，或伏案而泣，或到祖坟上点灯磕拜。他的语言也从明清而唐宋，又先秦而汉魏。贾平凹也越写越土，越写越狠，也越发古拙本色，这是地道的中国原色了，但是又分明可以与俄苏文学，与拉美的某些作家等量齐观。贾平凹同时在现实与历史两条道上拓进，前者越拓越利，后者越拓越深。前者从《浮躁》到《废都》、到《高兴》，再到《带灯》、《极花》；贾平凹写现实，注重人与现实的矛盾，开始他相信人能改变环境，80年代的金狗是乐观自信的，虽然他失败了，但他还是一个自我奋斗的农村有为青年。新世纪的带灯怀着改变农村的理想奉献于基层工作，美丽的带灯如萤火虫一样发着她的微光，但她还是无能为力。小说在轻灵中却透着痛楚，如何改变乡村？乡村如何走向现代？《极花》则是更加无望地承认了现实，贫困和缺乏教育是乡村的痼疾。虽然小说的悲观透进纸背，但留下的现实问题却是清楚锐利的。我想“精准扶贫”无疑给贾平凹看到了希望。贾平凹的历史之书从《古炉》到《老生》，再到《山本》，大有起底历史之势，这个“起底”却也是不断退到历史深处去。《古炉》想着中国现代性源起的那些命题，想和鲁迅对话，那个夜霸槽与阿Q截然不同，却又殊途同归，这正是鲁迅现代性方案的另一种提问，或许更为复杂和尖锐。现代的方案解决不了历史沉积的深度问题，贾平凹却转而求解自然之道，虽然归于虚空，但却是中国传统由来已久的解答。天道人心，道法自然，或许中国文学对社会历史的解释，终究归于古老的一。固然，作家一思考，上帝就要发笑；即使托尔斯泰思考，上帝也要笑。但列宁就没有笑托尔斯泰，他重视托尔斯泰的想法，并且把他视为历史的一面镜子。 汉语文学有如此本土本色的作品把现实主义拓宽，秦兆阳当年期待的 “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可以说是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汉语文学在乡土叙事这一脉上脚踏实地，握住中国民族性命脉，写出了深度和力道。 在另一方面，却又可以去看看莫言和刘震云的创作，同样是本土本色的乡村叙事，何以又有那么丰富的世界文学的经验？甚至还包含现代主义的经验？不是说乡土中国叙事不可能包含现代主义经验，问题在于，非常乡土本色，或者说越是乡土本色的作品，却能蕴含越有张力的现代主义要素。这是相反相成而炼就的东西。 莫言早年的作品 《红高粱家族》写成于现代主义氛围浓烈的80年代中期，那时莫言受到马尔克斯和卡夫卡的影响，他原本立足的现实主义加进了丰富的现代主义元素，例如，强调“我”的叙述，绚丽的感官体验，叙述时间的自由折迭，抒情性的修辞替代悲剧感……，所有这些，当然也不是纯正的现代主义，相反却是异类的被中国现实主义的开放性所修改的混杂的新型叙事。到了《酒国》，莫言的叙事更加自由，自然中却有一种放任的奇异。因而莫言会称它为 “我的刁蛮的小情人”，《酒国》预示着莫言的小说脚踏中国的土地而能出神入化。随后的“现代三部曲”：《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把出版时间顺序调整一下，就可以看成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长时段的表现。《檀香刑》视角独特，清王朝最后一个刽子手赵甲放下屠刀告老还乡又被逼迫重操旧业，要向领头闹事的他的亲家孙丙动用“檀香刑”，故事的结果是孙丙的女儿眉娘手刃她的公爹赵甲。这是什么样的故事？小说开篇就把故事的结局告诉读者，这是何等自信的叙述？因为内里隐藏着现代中国源起的诸多矛盾：清王朝的腐朽，封建司法制度的荒谬，传统文官体系的崩溃，戊戌变法的失败，袁世凯现代军阀的崛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人民的英勇奋起与失败……等等，一部哀怨激愤的现代源起的戏曲，徐徐拉开大幕，一页一页翻过去，无不是步步惊心、山崩地裂。小说真正的奇观性不是那些眼花缭乱的刑法，而是现代中国要从封建帝国中走出来要历经千辛万苦，这也仿佛是要历经一次“檀香刑”。 至于《丰乳肥臀》这部莫言多次表白要奉献给天下母亲的书，其书写20世纪的苦难一点也不亚于《檀香刑》。莫言要写出女性/母亲如何担当起生存的重任，在乡村中国进入现代的历史进程中，传统的困境，帝国主义的压迫蹂躏，如此多的灾难的重负堆放在乡村女人的肩膀上。这部小说的开篇显示出莫言下手狠重的一贯特点。在小说开篇30多页的篇幅里容纳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小说开篇就处在焦灼不安的氛围里，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就徐徐展开，突然间灾难降临。上官福禄家的母驴难产，全家人都围着这头驴团团转。与此同时，上官家的媳妇上官鲁氏要生产，这个已经生了7个女孩的母亲，不再有人相信她能生出男孩，家里没有人管这个在炕上难产的产妇。直至母驴的难产解决了，上官吕氏才腾出手来解决上官鲁氏的难产问题。而且荒唐的是，就叫给母驴接生的樊三去接生。樊三实在不行，只好去请来她的仇人孙三姑。在这个关头，日本鬼子打进村庄，生与死在这样的时刻一起出场。 上官鲁氏最终生有8个女儿1个儿子，这一群女儿们个个泼辣，多半继承了母亲敢作敢为的性格，他们与丈夫共同进退。在兵荒马乱和灾难频仍的20世纪，这些女儿们无不成为战争灾难的牺牲品。上官鲁氏唯一的儿子取名上官金童，他在这个世界上仿佛是外来者。但是，他却孝顺，唯有他给95岁的老母亲送终，亲手安葬了上官鲁氏。在那个谬误的年代，上官金童表达了他人生唯一一次不甘屈服的反抗，他维护了他和老母亲的尊严。 在乡村大地遭受侵略者烧杀的年月里，一个母亲带着8个女儿1个儿子要生存下去，这是何等艰苦卓绝的事迹！莫言的构思也堪称大气，不只是母亲的坚强博大，8个女儿展开了广阔的生活画卷，莫言把社会的方方面面压缩到这个家庭，让动乱不安的20世纪上半叶通过这个家庭的命运得到更加全面的展示。年轻的女儿们率性而行，在灾难深重的历史背景上，呈现出令人一道道眩目的亮丽风景，莫言描写历史灾难却能举重若轻，这是他匠心独运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莫言书写的主题，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现代史诗。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把个体生命置入沉重的历史之中，个体生命被历史的大小事件所瓦解，而生命和活下去的勇气又是何其可贵。生长于20世纪的中国人，其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也正因此，莫言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总是要在强大的历史冲突中表现人物命运，从而写出中国民族倔强的生存史。 （下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