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师友·往事

父亲生前常对我讲，一个人艺术的成功，个人风格、面貌的建立，要靠条件，但条件需要具备多种，哪一个条件不够，必然会在作品中显现出来，来不得半点虚假，条件够了，就会水到渠成。而这不仅要靠个人奋斗努力，还要有人生的经历与机缘，看你是否能抓得住时代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父亲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和他个人的奋斗，成就了他的艺术与人生。父亲生前的两句话 “所要者魂”“实者慧”，是他一生对待艺术和做人的座右铭。 父亲小时候，在家乡徐州，常看一种带有乡土气息特别浓的地方戏，叫“拉魂腔”，平民百姓最爱看，演的都是悲欢离合的人间故事，那如泣如诉的乡土腔音，催人泪下，艺术的感染力动人魂魄，给父亲的心灵打上深深的烙印。1954年他到江南写生时，提出 “可贵者胆”、“所要者魂”，这个“魂”就来自于“拉魂腔”，这个“魂”就是艺术中的情与精神，也是艺术所表现的最本质的东西。 艺术之所以能催人泪下，首先要有感而发，是生发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真切的情感，是对于时代的情感、对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情感。艺术中的 “魂”，就是从这些感动中生发而来的，有了这个“魂”，才能产生具有强烈感染力和表现力的艺术作品。 父亲13岁时，常去离家不远的城墙上玩。一次偶然看到快哉亭中几位老人在作画，信手画出山水、梅花、兰花，这使父亲极为惊奇，连看多日，老者也颇为惊奇，便叫他进屋观习。后来，父亲拜其中一位叫钱食芝的老先生为师，钱先生发现父亲绘画上的天分，曾赠画给父亲，并在画上题跋律诗一首：“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自鹏搏上，余惭鹢退飞。”正是这个机缘把父亲带入中国画的天地，而这偶然的机缘，产生于父亲对中国画艺术的初始迷恋与吸引，更产生于钱食芝先生对陌生稚童的关爱。 父亲18岁那年看到徐州军阀张宗昌为其母做寿，请来当时京戏戏坛巨匠唱堂会，余叔岩、杨小楼、荀慧生、钱金福、程砚秋、尚小云等众多精英聚在一起。余叔岩那高亢悲苍的唱腔，杨小楼干净大气的身段，尤其是程砚秋圆韵流畅的精湛唱腔，给父亲心灵带来的不仅仅是感动，而是东方艺术韵味产生的一种震撼，这唱腔仿佛已浸透在他的心中，如聆“天乐”，其程式化的表现方式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艺术。晚年父亲画完画，坐在沙发上休息时，旁边录音机播放出的依旧是程砚秋、余叔岩、杨宝森那如“天乐”的唱腔。 1929年，父亲以中专学历越级报考杭州国立艺术院研究部，当时需要考油画，而父亲从来没有画过油画，不知怎么办，正巧报考的路上遇见了同考的青年张眺。张眺说：“我教你。”经过张眺的辅导后，最终父亲榜上有名，张眺反而没被录取。后经父亲向校长林风眠诚恳推介，林校长欣然纳取了张眺。父亲考入杭州美专的机缘，同样来自林风眠先生对于初登艺术征途的学子的一种关爱。 杭州美专按照林风眠先生的理念，在那个时代为中国艺术学子打开了一个开放的、多元的艺术窗口，使父亲和其他学子们既能研究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又能接触到法国印象派、后期印象派、俄罗斯巡回画派、德国表现主义等多元的世界文化；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自主选择、自由定向的机会，杭州美专也成为父亲艺术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那里，他被林风眠校长大气、深邃、纯净的艺术和诚挚的为人所深深感动。 1940年，林风眠先生住在重庆金刚坡的一间破旧房子中画画，条件极为简陋。父亲经常会带点便饭去看望老师，每次去都看到林风眠先生在画画，从未间断，每日都画几十张，画完的画，堆在身后，直摞到屋顶。父亲常对我说，人们往往只看到林风眠先生一气呵成的惊人之作，却不知他背后付出的代价。1989年11月9日那天，是林风眠先生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日子，在那稍显冷清的展厅里，父亲和母亲送了一个很大的花篮，上面写着“献给敬爱的林风眠老师，学生李可染、邹佩珠敬上”。那时父亲已是82岁的老人，他细细看着老师的每一幅作品，喃喃不停地说：“林老师的画，真是让人振聋发聩……”杭州美专的日子，老校长的身影仍历历在目，而时光已过六十年。 1943年父亲执教于重庆，并提出对传统“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开始研习传统，画中国画、水彩画。那时父亲在重庆举办了一个水彩画展，一天，徐悲鸿先生陪同一些海外友人来到展厅，看到父亲的作品，甚为喜欢，徐先生便对工作人员表示，想认识一下这位画家。结果，父亲结识了徐悲鸿先生，徐先生欣然用一幅十分精彩的《猫》，与父亲作品互换。当时徐悲鸿先生已是北平国立艺专的校长，而父亲还只是初出茅庐的年轻画家，却受到徐先生的如此器重。后来杭州美专与徐悲鸿先生的北平国立艺专同时邀请父亲前去任教，一边是母校，一边是徐先生所邀，如何选择？徐先生说到北京我把你介绍给齐白石、黄宾虹两位大师，这是非常难得的机缘，为此父亲选择了北京。父亲回忆说：“我当时四十岁，如果不向齐白石、黄宾虹这样承前启后的绘画大师学习，我们将会割断历史，犯历史的错误。”同时徐悲鸿先生与父亲也成为挚友。 1947年父亲来到北京后，经徐悲鸿先生引见拜齐白石、黄宾虹为师。1947年的春天，父亲带着自己的画拜见白石老人，齐白石已是画坛国手，每日的拜访者甚多，社会上也有对白石老人的种种传言。父亲初见老人心存敬畏，他把自己的画一张一张地拿给老人看，看到父亲的画，坐在画桌前的老人惊诧地站了起来，开始与父亲饶有兴致地交谈，老人问父亲：“你出过画册没有？”并告诉父亲如果要出画册应该出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纸，甚至找出纸样……随着和老人的交谈，气氛也渐渐融洽。可能是父亲那大胆、潇洒、幽默，带有乡土气息且不拘一格的画风打动了老人，在这次见面中，父亲表达了想拜师的愿望，老人欣然答应，父亲兴奋不已。当时父亲刚到北京，经济也很拮据，拜齐白石老人为师是个大事，不能草率行事，一定要筹点钱，请几桌饭，行拜见礼，因筹办而使拜师之事拖了数日。白石老人见拜师之事没有回音，有点生气了，便对儿子齐子如说：“你去问问李可染，他说拜师的事还拜不拜了？”齐子如马上找到父亲，说老人生气了，什么都别准备了，父亲立即随他来到白石老人家，与齐子如一起磕头拜师。此后，父亲开始为白石老人理纸、研墨，其间父亲也常和母亲一起拜见老人。一天，白石老人拿着一个纸包送给父亲，并说：“我给你刻了一块图章，你回去再打开看。”父亲回去后，打开纸包一看，是一块刻着李字的图章，但特殊的是李字旁边有一个小圆圈，后来父亲问老人：“这小圆圈是什么意思？”老人幽默地说：“你身边佩有一颗珍珠啊！”因母亲名字是佩珠。一次父亲拿着画让老人批评指点，老人看了画沉静一会，说：“我一生特别喜欢草书，尤其是徐青藤潇洒的字和画，可我现一直还在写楷书……”老人婉转的指出父亲作品当时快与轻的毛病。父亲经老人指点后，更加体会到笔墨分量对于作品的重要性。 父亲在白石老人身边十年，老人少语而多思，画时行笔很慢、很重，但落笔惊人，每日作画从不间断，“足不踏空”，只有午间在藤椅上稍息片刻。每当父亲看着在藤椅上静静睡着的白石老人，就感到“眼前好像是一座雄浑无语的大山”，而白石老人唯一的愿望是“痴思长绳系日”，希望他能有更多的时间，更长的生命…… 1957年，白石老人已是96岁高龄，一天父亲去看老人，临走时老人说：“可染，等一等，我有东西给你。”老人打开柜子，从里面拿出一盒印泥，对父亲说：“你拿去吧！这是最好的西洋红印泥。”父亲惊愕地说：“老师这么好的印泥我不能收，还是老师留着用吧！”老人说：“一定要拿去，有一天老师不在了，你盖印用印泥时还会想起老师……”白石老人对学子依恋深情，对中国绘画艺术的依恋之情，深深地浸透在此举之中，也深深地烙在父亲的心里。在纪念齐白石诞辰120周年时，父亲深深地怀念他的恩师，曾书写“游子旧都拜国手，学童白发感恩师”。 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今年已是父亲诞辰100周年。我想父亲和他的师友们一样，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有爱有情感的人，他用自己的人生回应着那个时代，不懈地做着他想做的和他认为应该做的事。这种精神也正是父亲和他们那一辈的师友们在艺术人生中的魂。（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北京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名誉主任）（2007年10月于北京） 北京美协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