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铁骊和《早春二月》

2015年6月19日，一代电影大师谢铁骊去世。他留于后世的电影财富是巨大的，其中，尤以《早春二月》最为让人印象深刻。“我认为‘十七年电影’中最棒的就是 《早春二月》，我从骨子里喜欢它。”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说。“十七年电影”，特指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 （即1949至1966年）的中国电影，那一个阶段，电影和政治的关系较为紧密，是中国电影史上一段特殊时期。 《早春二月》最初来源于柔石的原著小说《二月》，其前鲁迅作的小引更颇耐人寻味。而这部上世纪20年代的小说，在60年代那个复杂的时期，被谢铁骊选中，改编成电影。在当时充满争议和后世恍然大悟式的审美中，于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 《早春二月》有一个关键词是 “彷徨”。彷徨，意为“走来走去、犹豫不决，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这个词在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乃至在谢铁骊后来拍《早春二月》的60年代初期，几乎是一种知识青年通行情绪。从当时的小说名——《彷徨》、《沉沦》、《二月》、《小城三月》、《死水微澜》可略见端倪。而谢铁骊的电影，把柔石1926年的《彷徨》搬到1963年，这种隔代“彷徨”达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呼应效果。当然，20年代的彷徨和60年代还是有其不同：20年代是一种对于国家未来前途未卜的“先天下之忧”，而60年代则是一个国家刚成立后对一种重新洗牌格局的迷茫和本能的忧虑。 谢铁骊在一篇采访中也说，他尤其对《二月》的小引印象深刻。这个小引我又重读了一遍，其中有一句话：“他（萧涧秋）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同时还有：“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如今，我们比不了前人的厚重，也越来越少孤注一掷的苦学，多年的考试使我们增多的似乎只是一种应试教育的小聪明，如鲁迅所说的“猾黠”。但是，《早春二月》力透纸背的“知识分子彷徨”却似乎在此刻的2015年仍可共通。萧涧秋当时的心态，柔石小说里表现的乃至后来《早春二月》电影重新探讨的，和现在欧美很多大学生本科毕业后去“徒步旅行”，中国白领在工作一段时间选择辞职游学的“寻找自我”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时代在变换，青年人的苦闷却似乎亘古都是一个主题。 谢铁骊在《两步跨生平》这本书中口述，他拍《早春二月》主要是从哲理角度出发，而不是单单只讲了一个爱情故事。这一点我是赞成的。细观《早春二月》，其间的爱情色彩其实较淡，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寻找和探讨，以及任何时代青年都会有的彷徨、苦闷、迷惘和兜寻的突破。 柔石原著中描述的萧涧秋，是当时某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稍稍憔悴青白”的，并且穿着一套“厚哔叽的藏青学生装”。据经历过《早春二月》时代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形容，当时萧涧秋这种 “学生装+围巾”的装扮很是流行，引起较多模仿，他自己当年就是其中的一员。哔叽，来源于英文serge，是一种用精梳毛纱织制的素色斜纹毛织物。呢面光洁平整，纹路清晰，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很是流行。 “孙道临毕业于燕京大学，所以他演知识分子的角色十分适合。在电影中，萧涧秋和陶岚的感情交流，包括萧涧秋本身曲折的心理状态的变化，几次是通过钢琴来完成的。这在当时是很精英化的。”陈山说，“相比之下，萧涧秋和文嫂的交流却通过比较直接的表达方式——送橘子、接济她等，这反映了萧涧秋对于两个女性的不同态度，一种是精英式的，一种是更生活化的。这也说明了萧涧秋这个人物本身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的谈吐文雅，一方面他又具有软弱性。我把整个电影中萧涧秋的转化阐释为一种‘雌化’的过程。相比之下，陶岚则勇敢得多、有担当得多，这个角色很具有现代性。”陈山谈起《早春二月》就滔滔不绝。 《早春二月》电影有不少超前和叛逆的地方。其一，与原著小说不同，电影中增加了开头萧涧秋穿着厚哔叽的学生装格格不入地坐在一群贫苦人之间，旁边有一个老者睡着了，头差点靠在萧的肩膀上，他脸上突然出现了一晃而过的厌弃表情。我认为这“一晃而过的厌弃”十分之妙，表达了潜意识里知识分子的洁癖。其二，女主角陶岚在别人问她信仰什么“主义”时，原著中是这样回答的：“我么？你问我么？我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社会以我为中心，于我有利的拿了来，于我无利的推了去！”这句话电影稍加改变后基本保留原意地搬上银幕。其三，在陶岚和萧涧秋这段“恋爱关系”中，陶岚完全占主动地位——刚认识时就主动去他房间等他，原著中陶岚还主动写信倾诉崇拜之情，一封不回又写了第二封……这些举动在当时应该都算大胆，也是这部电影私底下那么深得人心的一个原因：在当时工农兵形象为主角的电影界中，这部以小知识分子形象为主角并说出了一些个人内心真实想法的电影，无疑很令人耳目一新。 《早春二月》成功的另一原因还在于当时夏衍做的修改。夏衍是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参加过五四运动，所以本身对柔石的这篇小说应该也很喜欢。新中国成立后，夏衍改编了鲁迅《祝福》等其它作品，是剧本写作方面的高手。夏衍对《早春二月》剧本的修改非常之细。在剧本里，原先有一处，谢铁骊写的场景是“荷花地，外，夜，春”，夏衍在“春”处画了圈，并打了问号，旁注 “春天不会有荷花”。 “谢铁骊进入电影界以后极其用功，苏联电影对他影响很大。《暴风骤雨》中主角的死亡和苏联电影《雁南飞》如出一辙。此外，俄国古典时期作家，他们创作的常规题材就是‘多余的人’，这种形象身上具有软弱性，和《早春二月》中萧涧秋类似。”陈山说。 在《谢铁骊评传》中，改编《早春二月》被他自己解释成一个诸多因素作用力的结果：自身喜爱柔石的原著小说，小说中描述的江南小镇让他想起自己的家乡淮阴，熟悉的乡愁感，萧涧秋身上有他的长兄谢冰岩及其朋友们的影子，自己在抗日战争中接触的热血青年感觉和柔石小说中的进步青年很像……创作 《早春二月》的时候，谢铁骊38岁，这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的黄金时期，既有了岁月的积淀又依旧年轻。 《早春二月》能够流传后世还跟这个充满美感和联想意境的片名有着莫大关系。这个片名是夏衍改的。他认为原著小说中的“二月”，实质上表达的是一种“春寒”的感觉，但在谢铁骊当时拍片的60年代，“二月”已经没有那种“春寒”的意义了。于是他建议将片名改成 “早春二月”，寓意“春天快到了，但春寒还未尽”。这个修改不得不说是点睛之笔，叫 “早春”而不叫“初春”，一字之差却云泥之别，再一次体现了于任何文艺体裁，标题都是极重要的。 据《两步跨生平》这本书介绍，夏衍在1962年来北影厂召开关于《二月》的讨论会上说，柔石这篇小说发表的时候，由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原著及鲁迅的小引都很隐晦，比如小说中没有表现芙蓉镇的地下激流，因为当时这些东西不允许反映在作品中。但是夏衍认为谢铁骊改编的时候，可以运用一些后景、道具以及通过人物的精神面貌，将当时的时代背景勾勒出来。“60年代初，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环境都比较困难，谢铁骊用一种对革命情感化的方式重新诠释了《二月》，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主题。《早春二月》用了一种比较独特的艺术上的切入方式，表现了那个时代需要表达的思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说。 谢铁骊在拍《早春二月》时融入了很多中国古典诗词和戏曲的精华，所以整部影片看起来很有意境，而且这种意境是“中国的”。《早春二月》的经典还和那个时代文艺创作者特有的细致分不开。在那时的中国，当电影技术和商业模式都不是很成熟时，艺术家们只能通过自身的知识积累和惊人的阅读量以及一遍又一遍近乎痴心的“把关”，才能磨出一件艺术精品。那种艺术精品也只存在于那个时代了。如今我们被各种甚嚣尘上的高科技和口口声声的大数据笼罩，失去的却是知识本身的质朴。 在被问及谢铁骊的导演风格时，陈山教授是这么概括的：“我认为谢铁骊一直在追寻一种比较‘文化精英’的风格。谢铁骊和谢晋不同，谢晋追求的是 ‘叙事’，即如何把一个故事用电影的方式讲得好看；而谢铁骊更强调一种精神内涵、哲理性的东西，他考虑的是一种文化精神。他能把《今夜星光灿烂》这样一部战争题材作品也拍得那么有内涵。他镜头语言的运用也很现代，比如说《智取威虎山》。谢铁骊在逆境当中也能往前突破，让自己在‘文化精神’上下功夫。他抓‘文化气质’抓得特别好，比如《早春二月》中萧涧秋跳起来摘树枝的那个举动，就很传神。” 《两步跨生平》这本书里，作者付晓红描述了她访问《早春二月》的女主角谢芳的情形。谢芳说自己曾对谢铁骊说：“其实萧涧秋就是你。”谢铁骊听了后说，孙道临40年前就说过这句话。在很多人的一生中，很少能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并把它们做得很好、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谢铁骊在自己的“早春天气”中创造出了《早春二月》，而这部作品也因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主创人员等发自内心并和自身境遇结合得如此微妙的打磨，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特别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