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北京文艺2020年08月10日期 第07版:文学评论
70年的艰辛
——中国当代小说的艺术自觉与探索（上篇）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陈晓明
70年中国文学历经了风风雨雨，道路曲折，风云变幻，我们有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无疑也有值得重视甚至自豪的辉煌成就。我们今天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言说，我想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深入去探讨的：那就是70年的中国文学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探索的精神，中国文学一直想走自己的道路，为我们承受的历史，我们面对的现实表达出中国作家心声。如果要说文化自信和文学自信，这正是自信的依据所在。正是这种探索精神，表现出中国文学顽强的历史渴望，就是在历史给定的境遇中，依然顽强地探索中国文学的道路。
关于文学的探索性，我们过去主要是关注文学的艺术形式上有极为突出的探索性的那些创作行为，或者说我们把探索性等同于先锋性行为。从理论上来看也不错，从词义上来看，探索当然也就是置身于前卫地位，就要突破，就要创新，就是在探寻新的路径。如果我们要在更广义的意义上，尤其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文学的探索性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放在一个更高的历史维度上，赋予它一种历史变革的背景去理解。那么我理解中国当代文学70年的探索性，应该看到三个阶段的变化，这三个阶段可以做如下归纳：
第一个阶段：五六十年代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探索
关于社会主义文学的探索，应该承认，确实深受苏俄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后来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倡导的影响。列宁曾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由于中国现代的文化创造形成一个反帝反封建的传统，到了五十年代，反帝反封建的态度更加彻底，现代的传统也被悬置起来，中国文学主要受到苏联的影响。即使如此，中国文学也一直在探寻自己的道路。其源起追溯到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奠定了中国当代文艺的思想理论基础，根本点在确立了中国的新文学是为工农大众的文学方向，明确了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阐明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文艺表现形式。很显然，在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指引下，中国新文艺的方向显著不同于苏联的“拉普”所倡导的主张，尽管左翼文艺有一段时期受到过拉普的影响。但是，解放区文艺出现的新经验，中国的文艺家们深入斗争第一线，更加直接地反映工农兵的火热的斗争生活。特别是赵树理的出现，解放区的文艺面貌一新，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产生广泛影响，标示着人民文艺已经显露端倪。
当然，毋庸讳言，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运动不断地激进化，一系列的斗争也对中国文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批判“胡风集团”和反右扩大化运动，中国作家遭受到的深重的冲击。我们理解历史，特别是在历史经历过剧烈变革的时期，依然要看到在剧烈冲突的历史时期，还是有一种创造历史的愿望包含于其中。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值得我们去肯定和深刻认识到其历史意义的方面，在于怀着一种理念和历史要求去开创一种能够为工农兵、也就是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的文学。人民的文艺能够表达一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能够在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意义上去展开的文学，能够对人民群众起到一种感染的、教育的和召唤作用的文学，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欺凌中刚刚站立起来的历史时期，无疑是有伟大的积极意义的。
在我们过去的理论表述当中，我们总是把革命看成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或者说革命文艺是一种规训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在行使规训的任务。但是我们也要同时看到，革命也是有一种启蒙意义，在这一意义上，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也未尝不是现代文学启蒙表达的激进形式，其根本上是现代性的激进化形式。这个激进性就在于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文化怀有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就是在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意义上，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可能会说这样的文学和政治靠得太紧，成为政治的一种工具。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这也是现代历史时期所有的一段特殊时期的召唤和探索。文学艺术成为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某种武器。尽管这个探索显得非常的激进和激烈，我们依然要看到这种探索所具有的历史必要性和必然性。
回顾历史，我们当然要看到这么一种文学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看到它怀有那么宏大的历史理念，它要创建一种新型文学和文化的历史要求。今天我们回过头看看“三红一创保林青山”，这些作品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所做的探索和尝试，也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 “意识到的历史深度与细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统一”。例如，柳青的《创业史》，它确实想回答一个问题，在当时社会的形势下，农村又开始新的贫富分化，新的两极分化开始露出端倪。分到田地的农民，有一部分人通过勤劳和有头脑开始致富，另一部分人却受多种条件所限变得贫困。那么，土改打土豪分田地的意义又何在呢？在思想政治上，这种现象被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合作化运动试图走集体化的道路，有多部作品都表现了这一主题。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等。
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创业史》中，农村初露端倪的农民致富现象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无疑有很大的虚构成分，这或许是需要我们另行去讨论的难题。但是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一种历史理念下，小说塑造了梁生宝这个理想化的人物。既然具有理想性，就会有某种概念化的倾向。因为在我们文学作品当中，我们一直会认为这种从概念从理想理念出发的人物会离生活现实实际有点距离，但是我们要看到在五六十年代的那种历史情势中，当时中国的社会确实是需要有能够带领普通民众去奋斗的人物，需要能够跟上共和国脚步的这么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文学形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看到这种形象有它的历史依据。柳青做一种努力，也是在做一种探索，他努力去理解时代的要求，理解政治的要求。今天我们也要看到文学适应那个时期的政治需要所具有的历史的必要性。
朗西埃在谈到艺术的审美特性和作用时，认为“‘艺术’的独特性就是某种表现空间的界分，通过这种界分，某些事物像这样被界定为艺术。将艺术实践与普罗大众衔接起来的，正是在物质上和象征上构造出一个专门独立的艺术的时空，去悬搁掉日常生活的感觉经验形式……。艺术之所以是政治性的，恰恰是因为艺术相对于这些功能保持了一定的间距，是因为它用某种方式架构了时间和空间的类型，以及它架构了时间及空间中的人民。”像《创业史》这种政治性很强的作品，如果我们更多地读它的故事，人物的经历、心理和命运，乡村的人伦风习等等，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它的政治性——审美的政治性。如朗西埃所言：“艺术的特殊性在于重新架构一个物质的和象征的空间。通过这种方式，艺术触及政治。”
事实上，柳青也在做另一种努力，那就是在这种历史理念之下，他在寻找一种生活的东西，他在努力反映真实的乡村生活，柳青能把农民的生活表现得那么生动和到位，西北的风土民情表现得真切而充沛。他写出了一种丰富细致的乡村生活的过程。历史的理念与真切的生活结合，固然我们可以看到二者的分离，但是，只要我们有可能理解那种理念的必然性，那么，对于这二者分离也不妨辩证地看成是一种探索性的结合。我以为《创业史》的意义在于，它有一种积极和肯定性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写出乡土生活的多样性。此前赵树理的作品也是如此，他能够把乡村中国的生活和当时社会的积极的进步的需要结合起来，例如《小二黑结婚》、《登记》、《三里湾》这些作品。
五六十年代对英雄主义的那种表达，例如《红日》、《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平原烈火》等等，我觉得也有一种新的探索。这种探索就在于它把中国传统文学的艺术手法，尤其是古典戏曲的那种传奇性方法，与当时的所需要的革命英雄主义结合起来，传统的、民族性的特质与现代进步理念结合起来。《青春之歌》则是把三四十年代还不太成熟的“革命加恋爱”的主题做了改变和新的发挥。这部小说更加明确地阐明了一种理念：即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教育下才能够成长，只有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生命才有意义。小说塑造了一个革命年代生动的知识女青年形象，她也经历过动摇，走过生活的弯路，想躲进平静的港湾。但是在卢嘉川和江华这样积极热情的革命者的引导下，走向了革命的道路。她和年轻的革命者接触的过程当中，是包含着情感成分在内的，卢嘉川和江华当然是以革命道理来打动林道静，但是我们会注意到小说中林道静对革命道理的领会与对卢嘉川和江华的感情是同步进行的。卢嘉川和江华的相貌、讲话的姿态手势、语调等等，很明显她也同时是被青年男子的气质所吸引。林道静曾经把卢嘉川和余永泽放在一起比较。余永泽是那么的瘦小、未老先衰，散发着陈腐之气；而卢嘉川却是浑身散发出一股青春的热情和力量。革命道理的感悟与身体情感的体验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也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探索，把革命的理念和生活的丰富性、具体性结合在一起，在革命如此激烈的年代，文学中的革命理念并未全然压垮生活内容，而是有一种崭新的结合，因而，使得这部小说打动了千千万万个红色年代的青年。同样的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也是如此。
（下转8版）
70年中国文学历经了风风雨雨，道路曲折，风云变幻，我们有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无疑也有值得重视甚至自豪的辉煌成就。我们今天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言说，我想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深入去探讨的：那就是70年的中国文学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探索的精神，中国文学一直想走自己的道路，为我们承受的历史，我们面对的现实表达出中国作家心声。如果要说文化自信和文学自信，这正是自信的依据所在。正是这种探索精神，表现出中国文学顽强的历史渴望，就是在历史给定的境遇中，依然顽强地探索中国文学的道路。
关于文学的探索性，我们过去主要是关注文学的艺术形式上有极为突出的探索性的那些创作行为，或者说我们把探索性等同于先锋性行为。从理论上来看也不错，从词义上来看，探索当然也就是置身于前卫地位，就要突破，就要创新，就是在探寻新的路径。如果我们要在更广义的意义上，尤其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文学的探索性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放在一个更高的历史维度上，赋予它一种历史变革的背景去理解。那么我理解中国当代文学70年的探索性，应该看到三个阶段的变化，这三个阶段可以做如下归纳：
第一个阶段：五六十年代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探索
关于社会主义文学的探索，应该承认，确实深受苏俄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后来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倡导的影响。列宁曾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由于中国现代的文化创造形成一个反帝反封建的传统，到了五十年代，反帝反封建的态度更加彻底，现代的传统也被悬置起来，中国文学主要受到苏联的影响。即使如此，中国文学也一直在探寻自己的道路。其源起追溯到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奠定了中国当代文艺的思想理论基础，根本点在确立了中国的新文学是为工农大众的文学方向，明确了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阐明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文艺表现形式。很显然，在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指引下，中国新文艺的方向显著不同于苏联的“拉普”所倡导的主张，尽管左翼文艺有一段时期受到过拉普的影响。但是，解放区文艺出现的新经验，中国的文艺家们深入斗争第一线，更加直接地反映工农兵的火热的斗争生活。特别是赵树理的出现，解放区的文艺面貌一新，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产生广泛影响，标示着人民文艺已经显露端倪。
当然，毋庸讳言，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运动不断地激进化，一系列的斗争也对中国文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批判“胡风集团”和反右扩大化运动，中国作家遭受到的深重的冲击。我们理解历史，特别是在历史经历过剧烈变革的时期，依然要看到在剧烈冲突的历史时期，还是有一种创造历史的愿望包含于其中。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值得我们去肯定和深刻认识到其历史意义的方面，在于怀着一种理念和历史要求去开创一种能够为工农兵、也就是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的文学。人民的文艺能够表达一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能够在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意义上去展开的文学，能够对人民群众起到一种感染的、教育的和召唤作用的文学，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欺凌中刚刚站立起来的历史时期，无疑是有伟大的积极意义的。
在我们过去的理论表述当中，我们总是把革命看成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或者说革命文艺是一种规训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在行使规训的任务。但是我们也要同时看到，革命也是有一种启蒙意义，在这一意义上，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也未尝不是现代文学启蒙表达的激进形式，其根本上是现代性的激进化形式。这个激进性就在于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文化怀有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就是在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意义上，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可能会说这样的文学和政治靠得太紧，成为政治的一种工具。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这也是现代历史时期所有的一段特殊时期的召唤和探索。文学艺术成为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某种武器。尽管这个探索显得非常的激进和激烈，我们依然要看到这种探索所具有的历史必要性和必然性。
回顾历史，我们当然要看到这么一种文学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看到它怀有那么宏大的历史理念，它要创建一种新型文学和文化的历史要求。今天我们回过头看看“三红一创保林青山”，这些作品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所做的探索和尝试，也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 “意识到的历史深度与细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统一”。例如，柳青的《创业史》，它确实想回答一个问题，在当时社会的形势下，农村又开始新的贫富分化，新的两极分化开始露出端倪。分到田地的农民，有一部分人通过勤劳和有头脑开始致富，另一部分人却受多种条件所限变得贫困。那么，土改打土豪分田地的意义又何在呢？在思想政治上，这种现象被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合作化运动试图走集体化的道路，有多部作品都表现了这一主题。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等。
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创业史》中，农村初露端倪的农民致富现象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无疑有很大的虚构成分，这或许是需要我们另行去讨论的难题。但是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一种历史理念下，小说塑造了梁生宝这个理想化的人物。既然具有理想性，就会有某种概念化的倾向。因为在我们文学作品当中，我们一直会认为这种从概念从理想理念出发的人物会离生活现实实际有点距离，但是我们要看到在五六十年代的那种历史情势中，当时中国的社会确实是需要有能够带领普通民众去奋斗的人物，需要能够跟上共和国脚步的这么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文学形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看到这种形象有它的历史依据。柳青做一种努力，也是在做一种探索，他努力去理解时代的要求，理解政治的要求。今天我们也要看到文学适应那个时期的政治需要所具有的历史的必要性。
朗西埃在谈到艺术的审美特性和作用时，认为“‘艺术’的独特性就是某种表现空间的界分，通过这种界分，某些事物像这样被界定为艺术。将艺术实践与普罗大众衔接起来的，正是在物质上和象征上构造出一个专门独立的艺术的时空，去悬搁掉日常生活的感觉经验形式……。艺术之所以是政治性的，恰恰是因为艺术相对于这些功能保持了一定的间距，是因为它用某种方式架构了时间和空间的类型，以及它架构了时间及空间中的人民。”像《创业史》这种政治性很强的作品，如果我们更多地读它的故事，人物的经历、心理和命运，乡村的人伦风习等等，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它的政治性——审美的政治性。如朗西埃所言：“艺术的特殊性在于重新架构一个物质的和象征的空间。通过这种方式，艺术触及政治。”
事实上，柳青也在做另一种努力，那就是在这种历史理念之下，他在寻找一种生活的东西，他在努力反映真实的乡村生活，柳青能把农民的生活表现得那么生动和到位，西北的风土民情表现得真切而充沛。他写出了一种丰富细致的乡村生活的过程。历史的理念与真切的生活结合，固然我们可以看到二者的分离，但是，只要我们有可能理解那种理念的必然性，那么，对于这二者分离也不妨辩证地看成是一种探索性的结合。我以为《创业史》的意义在于，它有一种积极和肯定性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写出乡土生活的多样性。此前赵树理的作品也是如此，他能够把乡村中国的生活和当时社会的积极的进步的需要结合起来，例如《小二黑结婚》、《登记》、《三里湾》这些作品。
五六十年代对英雄主义的那种表达，例如《红日》、《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平原烈火》等等，我觉得也有一种新的探索。这种探索就在于它把中国传统文学的艺术手法，尤其是古典戏曲的那种传奇性方法，与当时的所需要的革命英雄主义结合起来，传统的、民族性的特质与现代进步理念结合起来。《青春之歌》则是把三四十年代还不太成熟的“革命加恋爱”的主题做了改变和新的发挥。这部小说更加明确地阐明了一种理念：即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教育下才能够成长，只有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生命才有意义。小说塑造了一个革命年代生动的知识女青年形象，她也经历过动摇，走过生活的弯路，想躲进平静的港湾。但是在卢嘉川和江华这样积极热情的革命者的引导下，走向了革命的道路。她和年轻的革命者接触的过程当中，是包含着情感成分在内的，卢嘉川和江华当然是以革命道理来打动林道静，但是我们会注意到小说中林道静对革命道理的领会与对卢嘉川和江华的感情是同步进行的。卢嘉川和江华的相貌、讲话的姿态手势、语调等等，很明显她也同时是被青年男子的气质所吸引。林道静曾经把卢嘉川和余永泽放在一起比较。余永泽是那么的瘦小、未老先衰，散发着陈腐之气；而卢嘉川却是浑身散发出一股青春的热情和力量。革命道理的感悟与身体情感的体验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也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探索，把革命的理念和生活的丰富性、具体性结合在一起，在革命如此激烈的年代，文学中的革命理念并未全然压垮生活内容，而是有一种崭新的结合，因而，使得这部小说打动了千千万万个红色年代的青年。同样的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也是如此。
（下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