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北京的文化担当

北京文化土壤蕴藉深厚，影视要素资源丰沃，影视人才高度集聚，影视创作精品不断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中心，北京每年的电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当中国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时，北京也正朝着“影视之都”奔跑。一个地方作为中心的时候，它自身带有了一种大的感觉。在北京，其实你会自己有一个更多、更高、更苛刻的要求，你会展示自己独特的创意，对作品的基本要求会定位比较高。我很自豪，我是北京文联的一员。
　　其实，我们看北京作为首都的定位，就会发现核心词就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这就要求北京有更多的担当。所以，作为一个在北京做文化的人、北京文联的一分子，就有一种双重的感觉，觉得很荣幸、很自豪。因为在一个文化中心，你看到的特别特别多，遇到不同层面或者更大视野的交流、发展，人就会雄心勃勃，就会更加努力，就会想集大家的力量做出不一样的作品。
　　北京文联成立电影家协会在全国来讲其实都比较晚。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全面放开，电影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每一年产量最多的公司都在北京。我们当初拍电影的时候不太想着票房，后来我们就说其实要三性统一，喜闻乐见，观众看了才会受你的影响，不看你就没有影响。比方说我们最早一些赚钱的电影，老百姓觉得没啥意义，就是刺激。后来我们就制作了《智取威虎山》，《湄公河》我也参与了。这一系列影片，不光是赚钱，观众也喜欢，也赞扬它，而且在最专业的奖项评选中也拿奖，以前都拿不了，这是中国电影进步的体现。这一切，跟文联、跟主管部门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一直在电影的商业及艺术方面研究，如何让我们的电影在世界电影里有独特的价值。
　　文联这个机构其实也是蛮有中国特色的。全世界可能都没有这样组织的国家，以前有过可能现在都没了，可能就是一两家有，但是她依然存在，而且依然活跃，就说明她跟我们的国情是相融的。我国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政治的更加融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的自信心促使文联有新的任务。一旦有新的任务，就要不停地去做，不停地去改变。这个时候，这个组织就是有活力的。所以在北京文联70周年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北京文联跟文艺工作者在一起，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潮流中，能够更好地激发文艺工作者的创造力，跟整个宏观的东西碰撞在一起，产生能震撼人类心灵的作品，这个才是最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