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与呈现:《寄生虫》一部失衡之作

编者按 韩国导演奉俊昊创作的电影 《寄生虫》，去年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今年又斩获第92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最佳国际影片奖。该片讲述的是贫穷的一家四口千方百计寄生于一个富人家庭引发血光之灾的故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任、教授黄丹撰写了《表达与呈现：〈寄生虫〉，一部失衡之作》一文，从“坍塌的人物”“人物塑造的刻度”“性格锚定点的失焦与偏移”“寄生对整体表达的反噬”“寄生之外——技巧难以承载的内涵之重”等角度，对该片进行了拆分剖析，揭示了《寄生虫》这样一个出自高手、异常“工于心计”的剧本，是如何成为一篇制作精良却跑题的作文，提醒每一个希望从事编剧工作的人，也警醒自己，在剧本写作中需要特别注意并避免的陷阱。 他认为，在这部试图表达对穷人的同情、反思贫富差距的制度肇因的电影中，片中的穷人角色却无法令观众产生情感上的认同，恐怕也就很难认定这是一部表达到位、最终的呈现和最初的表达一以贯之的作品。该片确实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影体验——似乎道尽一切并且酣畅淋漓，但它的“袒露”又并非戏剧传统中那种直面人性、带着强烈宗教情感、近乎执拗地揭示罪恶与苦难的灵魂拷问，而更像是导演唯恐观众无法理解自己的意图，事无巨细一一道来，话说得太满，在赘言上过度雕琢。尽管观影过程中会被情节吸引，演员表现也不失出色，但就一部奥斯卡、戛纳获奖影片而言，情节的“厚度”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作为一部有深刻主题、希望反映宏大时代问题的电影，这样浅显的叙事方式和它的主题之间并不适配，而且仅从电影叙事的艺术手法角度看，作为一部有艺术追求的电影，适度的留白显然是更好的诠释方式。 另一方面，《寄生虫》这个名字有极强的象征性，寓意丰富，如今却以类型片的叙事技巧承载这样一个形而上的艺术表达。这两样要素存有一定的内在矛盾：前者要求有一定的思辨深度，并不以情节引人为第一要义；后者则情节为王，首要任务是讲故事，必须用类型片的叙事方法，达到情节跌宕的目的。《寄生虫》因为编剧技巧纯熟，导致叙事手法和主题之间的不合拍显得尤为突出，且这种不合拍随着剧情的推动越来越明显，终于在结尾处形成一个大爆发，使得主题明显背离了导演最初的创作目的。 本报因版面有限，现摘取文中一节，以飨读者。坍塌的人物 一切从人物开始，想来没有一个电影创作者会反对这句话。《寄生虫》当然也是以此为原则，通过人物的塑造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是，也如前文所提到的，《寄生虫》之品质失控，首要原因即在于人物塑造出了偏差。长期以来，我们在谈到电影剧本的人物塑造时，一个主导创作的原则就是：可以让观众仇恨一个电影角色，但要尽量避免产生类似厌恶和鄙视的情感。在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影片中的“寄生虫”们肯定是可以划归到令人生厌的那类人群中的。抱持着对创作出《杀人回忆》的电影人的敬意，我宁愿今天在这里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是在赞美《寄生虫》这部影片。但是情况恰好相反，不但难以说出赞美的言辞，还需要就《寄生虫》的人物角色，做出逐一的分析讨论，看看这几个原本应该塑造成令人理解和同情的社会弱势群体的角色，是如何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这里无法探知奉俊昊导演编剧时的思路，或许他有作为一个韩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社会矛盾的体会。想到前有李沧东导演的《燃烧》，看起来在这些优秀韩国导演眼中，韩国的阶层问题非常严重，他们心里有一股强烈地通过电影表现本国社会矛盾的冲动。但是既然影片名字强调了“寄生虫”这个明确的定义，而电影人物承载了表达普世价值观和普遍人性的功能，我们就希望从影片中看到能为我们所理解的、寄生于富人体系中的穷人形象。 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个常识性认识，世界上那些看起来生活成本高昂、充斥着 “万恶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大城市反而因其生态复杂、阶层多样，有更多的需求和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源，从而给穷人提供了更多生活下去的可能性。其实某种程度上，所谓“寄生”根本就是当下大城市不同阶层人等生活布局的现状。只不过这种寄生，也很难说是谁在寄生于谁。虽然《寄生虫》中，很显然穷人是寄生于富人的人，但是很多情节也表露出，富人同时也依靠穷人的服务才能保证生活有序——一种反向寄生。这也可视为影片中令人困惑的表达的一部分，我们姑且根据影片主要情节的指向，认定“寄生虫”就是指从富人手里直接获取财富利益的穷人。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说：“从一个个人开始写，你会不知不觉地发觉，你已经塑造了一个典型；从一个典型开始写，你会发觉你塑造的是——什么也谈不上的人物。”这句话对于电影人物的塑造这个话题，是多么及时而且具有警示意义！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创作手法如何翻新，基本的原则都不会改变。菲茨杰拉德的话，正可以用来作为审视《寄生虫》人物创作中因何会出现如此不足和缺失的标准。这句话是菲茨杰拉德在自己的短篇小说 《阔少爷》开篇，故事叙述者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讲述一个有钱人家的大少爷的故事之前，为自己定下的描述小说人物的手法。当然这也是菲茨杰拉德借这篇故事，表达自己创作小说人物的理念。以菲茨杰拉德如此郑重其事在小说开篇写下的第一句话去比照《寄生虫》这部电影的人物，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影片看似对人物精雕细琢，是要塑造个体形象，但从一开始，似乎就是按照要树立典型的套路在描绘他们，最终塑造出了空泛稀薄的人物。正如菲茨杰拉德所说，想创造出典型人物，务必从一个个独自的个人开始写。这些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各自在自己的故事中走到结尾时，我们会意识到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一类人的共同特征，至此，作家塑造出了他们笔下的典型人物。 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作为一位现代文学史已经肯定其伟大地位的小说家，反驳或者质疑菲茨杰拉德的创作方法，其实没有意义。但是盲从权威终究没有说服力，所以还是要解释一下，为何在菲茨杰拉德写作人物的手法和《寄生虫》创作人物的手法中间，我们会如此肯定菲茨杰拉德是正确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穷人也不一样；依此类推，“寄生虫”和“寄生虫”之间也一定是不同的。这个不同包括他们对“寄生虫”的衡量标准、希望寄生到什么程度，达成寄生目的的手段，以及达成目的后为了维护现状采取的措施，最后，这个不同还包括他们内心对自己的评价。 在这中间，价值观和道德观一定也会贯穿始终。也就是说，他们中的某些人内心一定有天人交战的时刻，会对自己的寄生虫身份感到纠结、犹豫，甚至惭愧。以上种种将催生出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会让人又恨又爱，恨他们好逸恶劳、好吃懒做、满脑子坏主意，但是又爱他们身上哪怕偶然闪现的善良和真诚，理解他们身上人类共通的惰性和阴暗面。难道这些不是我们尚未看到影片时所期待的么？但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寄生虫”们，从影片开始，就呈现出一发不可收拾的阴暗下去的态势，完全是不可救药。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寄生虫”们，从一开始，就怀抱着一模一样的恶劣情感、一模一样无羞耻之心的态度、一模一样塌陷的人生观，得意洋洋地行进在致富的道路上。无论剧本多么面面俱到，多么精巧，这些雷同的人物，很大地影响了影片原本该具有的思想的丰富和深厚。事实上，纵观这几个人物，很难克制一个想法：《寄生虫》是一部为富人说好话的影片。为什么不可能呢？在影片把穷人的面貌勾勒得如此一致的卑下之后。奉俊昊导演不可能不知道保持人物的独特性是创作电影人物的基本前提。如果我们想得到某些典型，也必然是要通过不同的人物，发现他们其中相似的地方，总结出一些规律，最终自然会出现一个典型形象。这些典型形象可以包括很多不同的人，但哪怕已经是形成这个典型形象的一份子，他们每个人也依然要保持其自身特点。人们因为相似的欲望，具有了共性。但是，他们永远都会保持自己的个性，这是共性所无法遮掩的。作为电影中的人物，尤其要强化这种不同之处。现在所见的影片人物既非典型、也未够独特，看似刻画得很深入，实际上却有失真实和鲜明。 从《寄生虫》影片看来，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来怕是和导演想要形式创新有关，造成形式无法承载内容的局面。另外，主题延展的空间很大，却又严格划定了用以表达的范畴，有一种规训人物思想的趋势，导致所有人都在剧情限定下往一个方向走。《寄生虫》整个故事，就这样拜过于刻意、过于严丝合缝、过于希望彰显主题的叙事所赐，所有的人物都被画地为牢，圈在一个狭小的、每一步该走向何处都被规定好的范畴之内，为实现导演的意图服务。就好像我们很多人都见过或者参与过的那个游戏，按照画好的脚印，一路踩过去，一点差错都没有的走到终点，就是赢家。《寄生虫》为人物设定的框架就好似那些脚印，角色只能按照脚印所规划好的轨迹亦步亦趋，则就算角色将自我发挥到极致，他所能发挥的空间，不过这些脚印圈起范围的大小。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剧本写的太满太直白太有控制欲。就像一些影迷对此片的评价中提到的同一个观点，影片精彩有余，但是“经不起看第二遍”。 （选自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公众号）